《回望梁启超》第四集

梁启超以笔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启超力主中国应该通过参战改变自己的孱弱的国际地位。他说服总理段祺瑞力主参战，但总统黎元洪却反对参战，参战问题后来竟成为政治筹码，黎元洪调张勋的辫子军进京"护驾"，辫子军一进北京却拥立12岁的逊帝溥仪复辟大清国，北京的政情乱成一团。梁启超与段祺瑞在马场誓师讨伐逆贼，第二次挽救了共和。

促使中国参战

一战中国成为战胜国，梁启超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团前往欧洲，希望在巴黎和会上能为中国多争利益。段祺瑞在背后却将山东的利益出卖给日本。梁启超在和会上得知山东不保，大吃一惊，赶紧发电回国，敦促民众拒绝和约。这封电报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启超即十分关心欧战各方动态、日本侵华的野心及中国朝野的畏敌心态。他曾主张"中立"，后来由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了解，坚决主张参战。1915年春，他相继发表《欧洲战役史论》、《欧战蠡测》，及时指出这是一次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在《大中华发刊辞》中进一步揭露日本乘欧战之机，"饵诱"我中国"与之结特种协约而攫取统治权"的野心。由于梁启超的积极鼓吹奔走，利用段祺瑞的支持，又通过媒体宣传参战的必要性，解除群众对参战的种种忧心，使参战案得以成功。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对德宣战，世界惊动"，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梁启超与段祺瑞促使中国参战，其背景、目的及运作结果都是不同的。梁启超主张参战是为挽救民族危亡，打破外交的孤立局面，为争得国际地位而努力。而段祺瑞参战动因，内则为争夺权位，外则受日本帝国主义笼络，不惜出卖主权，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失利埋下炸药。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深感不能与段祺瑞共舞，于1917年11月辞去内阁大巨，并宣布脱离政界。

1918年9月24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签署的《中日参战借款合同》，借款2000万（日元）。当时，章宗祥与后藤交换的秘密公文中承认"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路"归中日合办经营"等。这实际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成为后来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青岛及山东的借口。

1918年11月11日，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总统府顾问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

日本得知梁启超将赴巴黎，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宴请梁启超和林长民，试图探听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意图。当谈到胶州问题时，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不同意这种解释，但又不便说清楚。梁又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几年，我以为要亲善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使芳泽尴尬万分。梁启超这次与芳泽的谈话成为以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应直接由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