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的教职员”之一

解说：这个时候的李庄成为了中国知识界向往的香格里拉，傅斯年也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学子。

吴定宇：有一天他在李庄碰到个年轻人在那里转来转去，他就问你在这干什么，李庄交通不方便是个很偏远的地区，这个年轻人就说我听说这里聚集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精英，他很想到这个所里面来工作，那么傅斯年就跟他聊了一阵，他觉得这个小青年是属于可造之材，可造就人才，就破例的史语研究所把他录用了，后来这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学者。

解说：傅斯年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许多人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称他为“大炮”，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惯习，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

马鼎盛：抗战时期傅斯年受聘为国民政府参议员和参政员，他嫉恶如仇猛烈抨击腐败官员，并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终于把蒋中正的这个连襟轰下了台。继任者宋子文接受的是西洋文化，实行的却是中国传统的贪污。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大舅子“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海外！”一时洛阳纸贵，是朝野震动，中外瞩目；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创造了民国奇迹。

马鼎盛：为此蒋中正特地问傅斯年；你信不信任我，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中正说：那你既然信任我，那我用的人你也应该信任。傅斯年正色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壮哉！傅斯年。

马鼎盛：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君子不党”，所以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办《独立评论》就不依靠任何党派，不受任何赞助，独立向社会发表负责任的言论。

马鼎盛：1946年3月，蒋介石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就觉得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恐怕不干吧。”蒋介石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下令：“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得天花乱坠，傅斯年是死也不肯入朝为官。蒋介石死了心，退一步希望傅斯年游说胡适入彀，谁知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了说话的自由，“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说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有一句当头棒喝的话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句话一时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解说：平津沦陷时期，日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胡适还在国外，傅斯年任代校长，傅斯年决意为胡适的履任扫清障碍。

吴定宇：当时很多在北京沦陷以后曾经在日本侵略者魔爪下担任过，在大学里面任教的教师，不管你的学问再好，他都一概的不聘任，解聘，他说我如果聘了你，我就对不起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了八年的那些教授们。

解说：傅斯年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

吴定宇：他敬重陈寅恪，除了陈寅恪的学问以外就是陈寅恪在香港沦陷区的时候，他没有被日本侵略者拉拢，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坚持了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民族气节，那么对那种不讲民族气节的人傅斯年嗤之以鼻，哪怕是他再好的朋友以前再敬重的人。

解说：满腹经纶，在日伪时期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之一。

吴定宇：当时就来找傅斯年来说情，傅斯年第一次见面就叫他滚出去，很瞧不起这个人，后来第二次那个人检讨认错，又来见傅斯年，同时这个人也叫胡适写过信来陈述他当时在沦陷区的高校任教是出于万不得已，但是傅斯年始终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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