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再次复出 提出要拔乱反正
1977年3月，胡耀邦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上任伊始胡耀邦就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几句话他讲了好几次。后来，这件事就被人们称作是“拨乱反正”的开始。
解说：1977年10月6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耀邦直接指导撰写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并收到大量群众来信。这更加坚定了胡耀邦以理论作突破口，进一步将拨乱反正深入下去的决心，于是不久之后，一份在中国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刊物《理论动态》悄然出现了。
梁金泉：这个刊物是1977年7月15号发刊号，开始的时候就印三百份，但是一两个月以后都说中央党校有一个刊物，这个刊物五天一期，一期一个观点，哎呀，真是，我们干部是最需要，研究部门，领导部门，宣传部门就要，写信、打电话，说要订，他说你哪怕收成本费我们也要，耀邦同志说那只好加印了，最后加印到几千份。这个理论动态到现在还有，但是现在跟当初的风格不一样，当时他是为了很快地普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耀邦同志要求是一篇就一个观点，把它说透。
马鼎盛：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大受欢迎，有时候一篇文章的读者来信就装满几麻袋，大部分是要求平反的。全国几百万冤假错案的经手人还大权在握，十年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还在负隅顽抗。除了党主席、军委主席华国锋，中南海大管家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掌管政宣大权；人称“小四人帮”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分兵把守党政军经济各制高点，“凡是派”还有些理论权威，可以呼风唤雨。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接替中组部长职务，中组部机关大院放鞭炮迎新。胡耀邦说不仅要把文革的冤假错案扳过来，以前不敢碰的也要去碰。在看了中组部要求平反的大字报后，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文革十年中，国家干部1/6被立案审查，不解放这几百万干部，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只是中央委员，他在中央党校批评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骂道：“胡耀邦？他？！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当胡耀邦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后。报纸上开始批评大寨。陈永贵还不服气。他下台后，有人主张把老农民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吴桂贤回陜西工作，胡耀邦也批示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
解说：面对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陈年旧案和大案，胡耀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实际上是在干部政策上和两个凡是思潮的直接顶撞。
李汉平：耀邦同志当时尽管他是组织部长，但是那个当时控制中央的专案组，还是原来那些人，这个很困难，但是后来耀邦同志，在三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后来他当时跟小平同志他们，他说跟叶帅他们讲，他说刘少奇同志，包括彭德怀同志，包括61人叛徒集团，他说这个要提交讨论要平反，小平当时觉得也很吃惊啊，说这可是个大事啊，你材料有吗，他说我材料都准备好了。
解说：61人案是文革中，康生诬陷薄一波等人的案件，牵扯面广，影响大，胡耀邦上任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查清61人案。为此，胡耀邦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于光远，让熟悉此案内情的重要知情人曾彦修，在最短时间内写出证明材料。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就是胡耀邦等着要，立刻就要，所以他就叫秘书去打字，立刻拿去打字就送，我还问了一句，我说我不认识胡耀邦同志啊，我说我这个情况她知道得吧，所谓我这个情况就是我这是右派啊，摘帽右派啊。哎，他说，管这个干什么，他说他不会管这个的，那么这样一来，我就提到胡耀邦这个人了，耀邦同志呢，他为了急于为这61个同志平反，他真是看起来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秒钟都等不得。
马鼎盛：据后人考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定稿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从此，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争论，以一个哲学命题的形式载入史册。人总要吃饭，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应顺民意亮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张春桥之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谬论彻底打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亿万人民批判凡是派的必杀技，它使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立于不败之地。
1984年10月，在胡耀邦努力下，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多年被理论权威当成是精神污染的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邓小平评价这份文献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马鼎盛：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性的转折点，会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全党全国作重点都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千头万绪的难题中，胡耀邦最棘手的还是农业问题。中国有7亿农民，七八年大搞一次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把脆弱的农业生存条件冲击得奄奄一息，胡耀邦决心要把“四人帮”颠倒的“农业是非”再颠倒过来。1978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农民陷入绝境，省委书记万里为民请命，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搞起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凡是派的声讨压城欲摧。“包产到户”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复辟，“农业学大寨”的祖师爷陈永贵痛心疾首，几百万“学了大寨”十几年的基层干部也不敢违背毛泽东语录。没去过大寨的胡耀邦欣赏大寨精神，但对不惜代价用空军直升机运水抗旱的模式却不感冒。
解说：1980年6月，胡耀邦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为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大寨的老书记陈永贵还曾经抱怨说，胡耀邦是“胡乱邦”，但是大寨的旗帜终究掩盖不了包产到户的呼声。
梁金泉：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口，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这个智慧就发挥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农民就创造了很多形式的责任制，当时就改变了在“四人帮”影响下的，那种中国农村的一个困难局面，农业开始复苏，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解说：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1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胡耀邦亲自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一并改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在这个文件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被定为了农业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