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把自由市场资产出售给共产国家政权心存芥蒂

解说：事实上，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的海外并购活动主要还是受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驱。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一向存有较强的戒心，他们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经常对其背后不同的政治体系带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常常是影响决策部门进行正确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杰·奥尔特曼：一家国企或者国控企业，想收购美国一家能源公司，我认为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别的什么国家都会如此，原因很简单，如果该企业是受国家控制的，就存在除了投资上的考虑外，是否涉及政治考量的问题？而后者是不同的投资类型，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几个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有一流的国家企业，他们要让它在同行中更冒尖，要让它在全球收购更多的公司，这是可以的，可是有些国家对此会有所担心，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蔡洪平：如果民企海外收购，我相信他们的收购都还是企业行为，不是一个政府行为。但是他们以为你是，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收购，你是不是背后有政府支持，这就是一个刚好提的问题，政府虽然能够出钱，但是不要在收购指导上，你可以提很多问题，因为还需要审批嘛，对吧，可以提很多问题，你有审批权，但是不要有主张权，这个个主张还是让企业来选，完全市场化的盈利和考虑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这样做，我认为就可以减少一些外国政府，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种防备，或者是一种反对。

刘芳：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投资浪潮，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众多不安，也成了陆克文政府手中烫手的山芋。澳大利亚最大的报纸媒体刊登了题为“对中铝说不”的专栏，呼吁堪培拉拒绝中铝注资力拓。文章除了援引经济考量，还牵涉到了地缘政治因素。其实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海外收购道路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依然有着顽固的社会主义根基，把自由市场内的资产出售给一个共产国家政权，很多西方人对此自然会心存芥蒂。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工人们总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来属于他们的奶酪成了中国人的饭碗，如今自己在本国的企业若是再换上中国老板，大规模失业的悲惨世界可能就在眼前。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要消除西方的芥蒂还要付出很多努力。对外要想办法改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对内还需要让企业用纯市场的眼光来判断一项收购的利弊，还有就是将眼光放长远，对自己曾经深思熟虑过的冷静决定要有信心。

刘芳：中国在2003年由政府提出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号召后，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总量便急速飚涨，其中更有多项高调的收购吸引过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2004年联想收购IBM，2005年的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今年的中铝收购力拓等等。去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后，包括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一系列机构纷纷跃跃欲试。这当然是内外因素的双重效果，顺理成章。然而如果中国的海外投资真的是水到渠成的话，为什么又会频遇挫折呢？上一节提到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除此外，比政治差异更难跨越的是文化鸿沟。中国人和西方人做人处世方法的迥异在此不赘述，并购之后出现文化摩擦沟通困难更是家常便饭，比如中国企业讲究灵活性，此路不通就另寻他途，但西方企业讲究制度规范，特别在意企业有无出现“越轨行为”。其实这样的事并非只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当初德国戴姆勒兼并美国克莱斯勒，双方在管理文化上也曾发生激烈碰撞。套用当时媒体的话，叫做“欧洲围栏”圈不住“美国野马”。直到数年之后，“围栏”与“野马”才学会和睦相处。

蔡洪平：我非常感激一个中国企业家，我不提名字了，在五年前，他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市盈利35倍，那家公司是英国的，一个运动服的品牌公司，本身中国这家公司，也是非常著名的公司，从财务角度来说、收购角度来说、法律角度来说，看不见任何的障碍，就马上要签合同了，这位企业家告诉我说，蔡总我宁愿给你钱，可是我不想收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都睡不着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主要的担心是在文化上，是不是能够真的收购以后，我们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是我担心的，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先从合作开始。我后来很钦佩这个企业家，他虽然有钱，他虽然非常有实力，他不自傲，也不自卑，非常成熟的这种心态，果然不错，这个企业现在做得也非常好。所以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收购完了以后你能够管理他么，你能跟他融合么，你能让他尊敬你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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