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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到建议取消联汇制度,不论公众对他的这些施政措施作何反应,但毫无疑问的是,身负重任的梁锦松一直是在认真努力的实践着一位财长的职责,他曾经说过,他在任期间所作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帮助香港经济能够顺利转型,从工业化过渡到知识经济,这个过程香港需要政府的引导。而正当梁锦松摸索着开始适应由商转官的角色变化时,一个政治事件却让他成为了香港第一个高官问责制的牺牲者,也在他的人生路上摔了重重的一跤。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走近金融掌门人梁锦松。
梁锦松和伏明霞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梁公也曾多次面对公众坦诚家庭与妻子对自己的重要性。2002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即将出世,为了接载妻女更加方便,梁锦松购买了一辆凌志私家车,并在当日登记使用。时隔一个多月,梁锦松公布了他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其中首次征收了购车登记税。这份预算案一出,梁公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指在新政前购车,有避税的嫌疑。
梁:其实作为一个高官,有这种不适当的做法,是应该请辞的。这件事情之前,我都是很顺的,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上天对我的最好的礼物,有得必有失。不做政府,就不能对香港的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应该就是失,但也多了很多时间陪伴妻子和家人,这个也是得啊。以前经常出差,做了官之后,眼光基本局限在香港了,其实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
“购车风波”将梁锦松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事实上,在2001年以前他的从政经验几乎为零,“政治敏感度”在于他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事过境迁后,短短两年的政坛历练在梁锦松看来,已经成为他人生不可多得的一份积淀。
刘:您先是在金融界工作了20多年,之后出任财长,那现在又回来做金融,您在心情和做事的方法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梁:心情当然是有,中国有一句老话“无官一身轻”,的确是这个感觉,非常强烈。做公务压力是很大的,不单是把结果做好,还要在过程里面,还要面对公众,还要给这个民众解释,还要经常去关注民意。所以要照顾的方面比较多,压力很大,工作也很繁重。现在做商界轻松得多,主要是看结果,结果好了每个人都高兴,因为做商界的话比较容易达到双赢的局面。
刘:当初提出CEPA这个目的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梁:成果其实很简单,现在我觉得,也是香港人一直在努力的。因为我们都看到国家这个增长的势头了,很明显,当然最近几年更明显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香港特区和内地的经济合作还不够密切,在很多方面还是可能都坚持两制吧。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能够利用国家快速的发展更大的市场。我再重复一句,这是国家在照顾香港。
刘:那现在香港经济的复苏这么快您觉得这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于CEPA?又或者是整个全球的环境导致香港今天的复苏?
梁:其实除了你讲的这两个原因,还有香港本身的经济周期。因为经济是要讲周期的,在九七以前是一个泡沫经济,九七以后有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就要调整调整的话,你就要靠物价或者是汇价的调整。所以我们就通缩了,特别是在楼价跌到某一点,就已经从失衡的状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加上国家的支持在CEPA旅游方面金融方面的帮助的话,所以我们从泡沫经济到通缩到现在反弹都是一个周期吧。
如今,再次回归金融圈的梁锦松,身份已经是国际私募基金巨头――美国黑石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前不久,中国外汇投资公司出资30亿美元购买了黑石不超过10%的股权。这一爆炸性的行业新闻也使得外界一时间都在揣测:曾经是前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这次的合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刘:您跑了那么多地方在怎个大中华地区会怎样定位香港?
梁: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以前是做过这个定位的。香港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容既有很多了。有金融服务了,有旅游了,有做一个商务中心了,有作为一个航运中心贸易,还有物流。另外要加两块,就是我希望香港成为地区的高教中心或者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医疗服务中心。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manhatom plus,就是旅游金融中心,再加上这两块。当时我是这样定位的,现在已经五年了,我猜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现在香港的领导人去讲吧,我就不讲了。
刘:您觉得现在香港像manhatom plus吗?
梁:我觉得香港还是朝这个方面去发展,但是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也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播出时间:凤凰卫视中文台 首播:7月1日17:00 重播:7月2日15:00
编辑:
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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