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紧迫却伤亡猛增，“我已经把命撂了”

时间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号角，让三里矿煤矿的采煤任务骤然升温，由于规定了硬性的采煤量指标，井下工人经常出现“三班见面”的情况，在最紧张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妇女儿童都下井运煤的情景。

陈晓楠：为什么任务这么重啊？

陆荣初：1960年苏联逼债，“大炼钢铁”，那时人都是那么个干法，不光是煤矿。

周寿根：工作衣都能拧出来水，一拧汗水都往下流，到第二天换衣服下井的时候，衣服都是冰冰的穿到身上，龇牙咧嘴。

葛登发：“大炼钢铁”的时候，煤紧张的时候，饭都吃不到嘴。我脚打了三回石膏，歇一个阶段就下井，自己把石膏去掉；走路的话，一瘸一瘸的走走就好了，就下井了。

罗世俊：我在井下连着干了几天几夜都没上来，血糖低了以后头就昏了，我老婆看我来矿上几天几夜都没回来，就到井口去接我，上来我路都走不了。

陆荣初：一吃一喝，抓紧时间就睡觉。窑洞里面潮湿，臭虫就跟黄豆那么大，被子一掀，好家伙，爬满。

从1958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却是三里洞最辉煌的时候，矿工们流血流汗，终于换来了连年增长的产煤量，在热火朝天的矿山上争出煤、争当标兵，已然成为风尚，陆荣初被提拔为生产矿长，罗世俊和葛登发，更是年年被评为生产标兵，然而，随着煤产量一起增长的，是越来越多的伤亡事故。

罗世俊：一块石头，这么大这么厚，从我头上擦了一下，白眼珠就都让血盖住了。人家把我运上井，我心里可难受，砸得头都懵掉了，感觉到马上就要死了。人就一口气嘛，不来就完了。

年纪最小的周寿根，这时也被提拔为电工班长，为了急于表现，他在井下脱去水靴，赤足趟入水中抢修电缆，结果被380伏的高压电击中。

周寿根：开外挂运输机的司机说，那家伙怎么倒到水坑里了，他一扶我一看，嘴里出白沫，舌头咬得肿得这么大，人工呼吸了大概半个小时吧，结果我醒了，醒了以后我说我好像看电影刚回来，他们说你还看电影，你都捡了一条命。

这时身为生产矿长的陆荣初，除了抓生产，更要处理各种事故。一次下班返家途中，他骑车的时候甚至睡着了，倒在路上，被过路的拖拉机压断了肋骨。

陆荣初：1960、1961年出煤多，死人也多，一月（死）一个，到最后一个月没有（死），第二个月（死）两个。

虽然伤亡事故猛增，但上面压下来的产煤任务却越发紧迫。

陆荣初：“明天死了给你开追悼会”，矿上经常在会上说这个事，你必须得下井抓煤。一下去几百人，一个事故那算什么，开个追悼会，跟自然做斗争嘛，难免。那时学“老三篇”，翻过来倒过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整天都学。

周寿根：煤矿上的家属，等到工人回到家以后，才安下心。一看到通讯员到家里来，她头都大了，担心是不是出啥事了，常年都是这样。你看矿领导吧，家里安个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他都先说完了，人都是提心吊胆，煤矿上就是这样。

葛登发一直在井下一线干到退休，四十年前，在三里洞煤矿最辉煌的岁月，他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葛妻：反正底下一冒顶了，广播喇叭就喊，葛登发，赶快到矿上来，矿上出事了。他骑个车子就去了。

在铜川，甚至是邻矿发生塌方事故，葛登发都会第一个冲下井去救人，他背靠立柱，头顶巨石，让遇险工人从自己身躯撑起来的空隙中通过的形象，成为当年矿工报上的头版头条。

葛登发：三矿大冒顶，我后头背着一根柱子，顶住了，把人弄出来。我手托着一块顶板，头顶住，这样子顶了一个多小时。

葛登发的辉煌永远地留在了1960年代。1966年后，他被提拔为矿“革委会”副主任，在当年冬天铜川街头的大游行中，他光着脊梁一个人，敲一面十围大鼓的威风形象，也一直被当地的孩子们津津乐道。

葛登发：我扒出来的人，现在数也数不清，人年轻、胆子大、有勇气，为了党的事业我已经把命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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