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说你这个家长、社会，不要期望太高，终究普通人是多数。第二，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功的标准，不能因为说你成了比尔盖茨才能算成功吧，你不能说你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你才成功吧，实际上这个普通人占大多数。

主持人：你看我是67年生的，我觉得到我们这个班里同学就表现出一种，你看我在你们身上感觉到怎么说呢，对外界事物，对公共事物的某种关心这是有的，但是从我们以下越年轻的人，越缺乏对外界事物，但是我不是要当坏人，我觉得我靠自己力气吃饭，我努力工作，我挣自己的工资，然后过我的小日子，其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说有人来宣传，说你应该给环保捐点钱，那好，我就捐点钱，但是你让我去。

谢启大：参与公共事务。

主持人：忧国忧民？去演讲，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好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

谢启大：是，其实刚刚提的那个议题，我其实顶过我爸爸一句话，因为我们家的孩子都蛮优秀的，我是我们家里最不好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的爸爸常常骂我。那时候我就跟爸爸说，我说你是第一名，妈妈是第一名，问题是第二的人到哪里去了？第二名的人都不要活了吗？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次等的孩子，可是我一直慢慢的那种，因为我没有压力，我不需要去争第一名，所以我反而慢慢的走出来了。我对我的孩子是绝不要求他第一名，他当第一名太可怜了，我觉得考后面一点没有关系，只要他不要严重落后。我觉得今天每个人就追求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位置，我常常说，我到50岁，我还在找我的方向，还在下岗后要上岗，我还没有退休金，我还在努力的工作，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给孩子这样的人生观。再来就像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像找不到一个方向，其实这也是整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社会，我们的父母应该关怀到的。我们从小，我记得我从小我在台湾，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们那时候很清楚，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有重要谁需要我的时候，我愿意牺牲奋斗。

主持人：你研究日本，他们原来就说一个人是条龙，十个人是条虫，好像日本人正相反。

谢启大：一个人是个虫，十个就变成龙了。

王新生：对 ，日本我就讲它这个集团主义社团，他确确实实是就是说内部组织的非常好，身份等级是，你一旦在那个位置上，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非常的明确。日本人为什么见了你要发名片，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告诉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你要安排他要坐在什么地方，发言要第一个发言，让你用什么话跟他说，日本法是很难学的，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上司说上司话，见下司说下司话，见男的说男的话，女的说女的话。那么是很麻烦的。

第一，高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成功的道路；第二，你即使上了大学，你也得有一个我可能过普通人生活的准备，家长、政府、社会都要需要改变这个观念，那么我们才能慢慢的能够说大家不要去挤那个独木桥，你要挤不上去，那你就完蛋了，这种意识千万不要有。

谢启大：其实台湾也有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经验，大陆一定要吸取，台湾以前是有高职，也就是职业学校，在那边可以训练出来是在一般公司里面很好的一个职员，他有专业的记载能力，做事的能力，包括高工，实际操作的能力。也有专科，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毕业读个三年，或者是说初中毕业读个五年的那种专科的，这些专科的学生，基本上又可以再稍微再高级一点点，接着才有一些所谓比较精英的进入大学，以前能够进入到大学的是极少数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是能够，因为他的智商，或者他的能力，或他的经济，或他的兴趣，他喜欢读高工，他喜欢读专科，然后一部分人上大学。可现在接着高工想尽办法把那高工变成了专科，专科又几乎全部想办法申请，全部变成大学。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几乎台湾遍地是大学，大概砖头掉下来，都会砸得到大学生这种程度，大学录取率高达60%，70%以上。可是我们找不到踏踏实实工作有专业能力的、高中程度的，还有专科程度的人，大家全部能够说不会做，只想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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