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写到饥饿和贫穷。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她父亲(金根)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东西来给吃。”作品写道:“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田了。自从土改以后,当时家里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走到村口,突然发现“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顾冈“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秧歌》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我们失败了”。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如《赤地之恋》开头,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零乱荒芜”的原野。《秧歌》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人们让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过去,面对着墙”,唱了一首在“冬学班”上新学的《八路军进行曲》;在人们“再来一个”的喊声和掌声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一团欢乐热闹的景象。工作队问起老百姓收成怎么样,谭大娘高兴地说:“现在好呢!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补充道:“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国民党。但是在她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绘这些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新鲜和欣喜”之情,“张爱玲式”的笔触随处可见。

“血泪之书”为何成了“坏作品”

这两部小说在香港发表以后,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注意。与那时前后出版的同类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比起来,无论是作者的政治背景,还是作品反映的内容及主流倾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当她的作品纳入大陆新的文学观念和评论框架的时候,人们便马上发现它的“异类”,忍受不了作品当中对于党的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于是给予严厉的批评。40年代曾经在上海担任《万象》主编并发表过张爱玲小说的柯灵评论说:“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灵:《遥寄张爱玲》)。该观点通过对“真实性”的质疑来否定小说,影响巨大,代表了国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标榜“真实”,舆论却在这个根本点上说它“虚假”。差距如此之大。

这些评论引起张爱玲强烈的反响,她曾对美国诗人瑞菏抱怨说:“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战争结束,我变成一个汉奸!到了香港,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这是恭维,我不能出声,或者,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没有美国梦,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王蕙玲:《她从海上来》)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两部“异类”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应,国内外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基调。与国内长期以来封锁张爱玲的状况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却很活跃。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而且用41页的重要篇幅来评价她。在小说史的序言中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史》80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译成中文传入大陆后,使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走红,形成大陆第一次的“张爱玲热”。

刘登翰在其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中写道:“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躲避要受到指责。这也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这篇文章里说:“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这些评论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与张爱玲以“红楼梦句式”娓娓叙述40年代的上海滩城市旧家庭的传奇故事相比,《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属于“异数”。无论是题材内容、语言风格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爱玲以前的小说是驾轻就熟之作,那么后者则是对全新的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的“用心思考”;前者她能够任意铺陈,把握安排人物的命运和走向,而后者只能是“真实”地记录故事的场景,却无力评判它们的社会取向。不曾想,这“用心”创作的两部小说,却使张爱玲的命运和创作生涯发生“腰斩”——40年代与50年代的张爱玲泾渭分明。对于40年代的张氏小说好评如潮,推崇有加;而对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却讳莫冷落,甚至基本否定。评论很少谈及,出版时也把这两篇小说排斥在外。有学者指出:“张爱玲50年代前后的创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写旧时代市民和知识女性的作品追认为今天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前驱,将这部分文字与后来写新社会农民的血泪之书割裂开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那就无异于将张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复旦大学郜元宝:《重评张爱玲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