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名字,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序言》)。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在1946年6月就和胡离了婚。《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都是张爱玲心中的隐忧,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张爱玲离沪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土改小说写了些什么

张爱玲到香港后,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想拿起她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切身感受激励着她,新结识的“农村朋友笑声和眼泪”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在香港《今日世界》杂志刊登。

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她在“自序”中说:“《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了印证“真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解放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共产党干部的“自我检讨”、天津的“饥民救济所”、华东的“饥荒状况”等材料。

这样,按照“真实”的原则,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土改中的“过火”现象,干部的“腐败”行为等。如《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通过人物说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队长对农民的看法是:“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的。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伴随着土改,“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广播喇叭里喊着:“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都枪毙了,大家赶快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