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她带着一批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做环保。她常对大家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这其实也是一种玩！”
就这样，她和一大群男女老少奔向大自然。他们到内蒙古的恩格贝大沙漠种树；去山东蓉城天鹅湖观鸟；在江苏盐城和黑龙江扎龙与丹顶鹤过冬度夏；在武汉和当时世界上仅存的一头人工饲养的白鳍豚“淇淇”一块度过了它豚生的最后时光；镜头里装下了新疆南北江的风情、内蒙古额尔古纳大兴安岭最后的原始森林及五颜六色的湿地；当年柳宗元笔下《永州八记》中的小桥流水、永定河源头的神头泉都留下了志愿者欣赏的目光和带不走的生态足迹。因为快乐，更多的人加入。连北京的一群外国专家，也都成为“绿家园”的追随者。
作为拥有几万名志愿者参与环保行动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只有两三个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负责联络每月一次的“记者沙龙”，每一个长假中的“生态游”和其他一些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是相对松散和灵活的，“园长”汪永晨的“家规”是：一切随意，来去自由。
至今，“绿家园”仍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走进自然和分享知识是他们最为基本的理念。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环保NGO从起步到发展，参与了越来越多的环保议题，而“绿家园”始终以自己的步履在前行，始终保持着快乐而松散的氛围，既不急躁，也不放弃。
2006年，在“绿家园”发起10周年的这一天，汪永晨带着“志愿者”来到了一所小学，在那里为“绿家园”过“生日”。老朋友、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说：“10周年，你们在小学；希望15周年的时候，你们该在中学了。”
是的，这些年正是“绿家园”从小学走向中学的成长阶段，但从“绿家园”成立时起，它就一直没有正规地注册。1999年，汪永晨获得了“地球奖”。她将两万元奖金捐给了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志愿者”教育基金，算是在环保基金会下有了一个名分。但因为没有在民政部进行注册登记，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账户和钱，所以每次做活动都靠大家临时凑钱，这多多少少给组织向前发展带来了障碍。
2007年8月3日这一天，汪永晨决定成立一个“绿家园传媒工作室”，用商业注册的方式来运作，支撑“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江河十年行”以及“绿色记者沙龙网”等项目的开展。一个运作了
10多年的环保组织，在活动上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其结果最终还是要以这样一种商业注册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合法身份。
推动媒体和NGO的良性互动
走进环境保护领域的时候，汪永晨是个记者，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阅读绿色”，接听环保热线，带领听众和她一起“走进自然保护区”，加之她喜欢在媒体上写文章，所以不少环保议题都很早就由她报道出来。比如1996年云南德钦县砍伐天然林事件，就是她和同事们在媒体上曝光，最终推动了国家出台禁止天然林砍伐的法律。
1998年，保护藏羚羊的呼声很高，汪永晨的一部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失的冰川》，讲述了全球气候变暖给青藏高原带来的影响，也讲述了藏羚羊在长江源的境遇。这个节目最终获得了亚广联广播新闻大奖。
到了2003年，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张可佳等赶到即将建水库的木格措采访，她们的报道，及在“绿色记者沙龙”上的信息发布，带动了上百家媒体跟进。甚至一时间，国内外的舆论聚焦在那里，使得工程暂缓以及重新讨论，从那时开始，汪永晨意识到了媒体影响环境领域决策的可能。
于是，人们开始讨论：中国的NGO走上了政治舞台。
北京大学研究志愿者的专家丁元竹说：“‘绿家园’不仅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对人和人之间也在探索一个新的方式。”著名学者杨东平在总结“绿家园”10年历程时认为，无论是“自然之友”还是“绿家园”都应该在公众参与上有所作为。在这方面“绿家园”是走在前面的，有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表现。如在水电开发的公众参与方面，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汪永晨至今记得，她第一次前往怒江之后感到的焦虑。在她们接触的怒江民众中，初问，99％的人都赞成修筑水坝，对绝大多数的怒江人来说，水坝意味着脱贫致富，奔小康。至于修筑水坝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意识到，一旦修好水坝，他们将可能永远从这片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知情权，更不知道什么是公众参与。
一个水电站投资几百亿，由于破坏了一些团体的利益，汪永晨和她的一些朋友们都曾被冠以反对现代化、伪环保的恶名。
汪永晨常说，环保NGO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太悬殊，虽然有时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到最后往往还是无能为力。“不要高估了中国的NGO，我们和这些利益团体较量，感觉就是业余队和专业队在一个赛场上比赛，不是一个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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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繁旭
编辑：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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