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婚姻法》颁布前后，社会出现了一轮离婚潮，其主体主要是“上山下乡”后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其中的“遇罗锦离婚案”更是引人注目。

是单纯追求爱情，还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一件小小的离婚案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只因为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与现在不同。

遇罗锦，是因一篇《出身论》而受极刑的烈士遇罗克的妹妹。“文革”结束后不久，遇罗锦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详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和婚恋，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在当时堪称文坛的一颗炸弹。几年以后，在人们谈离婚色变的年代，她又因第二次婚姻破裂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结婚：“为了生存的选择”

遇罗锦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是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曾两度留学日本，是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过市人大代表。1957年，遇崇基和王秋林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遇家开始遭遇劫难。

“文革”初期，遇罗锦的哥哥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而遭逮捕，并于1970年3月被处死刑。遇罗克被捕前，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于是，遇罗锦被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3年。

1970年3月，劳改农场解散，遇罗锦又被转到河北临西县插队落户。那里的工分值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她到黑龙江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了婚，户口得以从贫困地区迁到东北。他们婚后生有一子，但由于没有感情基础，4年后离婚。没有出路的遇罗锦又回到北京谋生，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其间母亲经常发脾气，要她尽快嫁人。现实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使她不得不考虑再找个对象。

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据她事后自己的总结，他们两人各有三图：“他图我：1.我永远不想生孩子。2.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绝不会拖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3.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我图他：1.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2.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3.他给我的印象还算老实、忠厚、正派。”

离婚：追求幸福还是忘恩负义

但是，两人一起生活才两年，婚姻就触礁了。1980年5月16日，时年34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

这个离婚的背景是，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79年5月，遇罗锦的日记问题得到了平反。两个月后，她回到原先工作的玩具六厂上班。4个月后，遇罗克的问题也得到平反，遇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遇罗锦的户口也已在婚后不久就从东北调回了北京。

生活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她的婚姻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1980年4月，也就是提出离婚一个月前，她突然在外面找了一间农民房，开始与蔡钟培分居。

对于离婚理由，遇罗锦在诉状中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他场合，她不止一次举过这样的例子：

我爱看的电影，他不爱看。我们一起去看《瞧这一家子》，走出电影院，我说：“张岚演得真逗。”“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的那个？”

去香山游玩，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说：“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队。”

看画展，人们都在静静地看，唯有他的声音响彻室内，大言不惭地给孩子讲绘画“原理”。

“钟培是好人。”遇罗锦在写给单位的材料里写道，“但绝不是我心目中的爱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希望我能从爱人身上学点什么，能对我的精神有所启发……我对他没有爱人的感情。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

突然的离婚请求给了过惯普通生活的蔡钟培非常大的打击。他在答辩中写道：“我们经人介绍自由恋爱，结婚以来两人根本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口角……生活一直很美满，经常一起去看电影。5月2日，她还买了两张《蝴蝶梦》的票，看完后回家吃的中午饭，怎么能说玩不到一起呢？”

他还强调：“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3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第二件，帮遇罗锦找工作。第三件，为遇罗克平反。这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