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之前两年的磨练，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汉奸”之名终可洗刷了吗？

“丹心不怯断头台”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

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关露一直有一个恋人，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抗战时期关露在敌人的营垒里始终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的恋人则以爱国分子身份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身份的差别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关露以为到了解放区，他们就可以结合了。

但，关露绝想不到，这封珍贵的来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

原来，关露的那个恋人当时正陪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考虑到关露当时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那封绝交信。

关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1982年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那个爱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注：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