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西北欲“揭旗另干” 与中共组建国防政府

核心提示：西安事变是国共政治军事格局逆转的重要转折点，也正因为此，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国民党史家斥之为“民族罪人”，共产党史家则称颂他们为“民族英雄”，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金兰之交，拥兵20万的昔日东北王，杨虎城则是控制着陕西大部分地盘的17路军将领，他们究竟为何突然站到共产党一边，与蒋反目呢？

解说：这是一场堪称中国现代史重大转折点的事件。

杨奎松：西安事变爆发之前，蒋介石看来剿匪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之阶段，张学良为什么要跟中共携手冒这么大的风险，今天有很多的猜测。

解说：揭秘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大转折，西安事变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田桐：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除了有很多的专业性的文章，还有很多面向大众的可读性非常强的史学作品，比如说像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边缘人纪事》，还有《忍不住的关怀》等等，像《忍不住的关怀》它讲的就是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书中并没有去特别地苛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知识分子所丧失的独立性、批判性，而是用同理心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把他们也看成是一个人，去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的抉择。我想正是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的嘉宾才能够在茫茫历史当中，把那些蛛丝马迹拼凑起来，还原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历史，首先来认识今天的演讲嘉宾。

解说：杨奎松，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目前国内研究中共党史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著述甚多，有《忍不住的关怀》、《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等，扎实严密的考据，冷静淡然的态度，基于常情常理的逻辑分析，形成了他著史的一贯风格，今天杨奎松做客《世纪大讲堂》，为我们揭秘一段堪称中国现代史重大转折点的往事。

田桐：好，让我们请出今天的演讲嘉宾杨奎松教授。

田桐：欢迎您，您曾经是这样来形容做历史研究的，您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判案，如果这么说的话，您的级别是不是已经到达福尔摩斯的级别了？

杨奎松：其实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跟刑警判案有密切的这样一种互动的这种联系，刑警一般是看到现场，那么现场透露出来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然后去分析，然后去找例证，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合理的推理，作为历史研究者，其实也是重复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的历史基本上也是一些表面性的或者一些纸面上的一些历史，那么包括我们耳听口传，各种各样的这些关于历史的这些信息，那么也都会给我们提供类似的这样一些蛛丝马迹。

田桐：在您的书当中，您也写过有些资料是需要自己下面去采访田野调查的，但是更多的资料是我们无处可寻，甚至是跨国界，跨世纪的，这些东西既没有现场，您也不能亲自去了解，那怎么样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是谁来决定它是否是真实的？

杨奎松：首先我们必须得弄清楚，历史本身是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那么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没有任何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能够原原本本地绝对真实地还原到今天的书本上来，所以实际上今天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真实的历史，或者说让我们自己书本上书写的这种历史，能够变得跟真实比较接近。

田桐：既然杨教授说了，我们真实的历史可能和我们平时在书本上看到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演讲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西安事变，有什么不同。

张学良杨虎城为何在蒋介石“剿匪”关键时期发动军事政变？

杨奎松：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想借着西安事变，然后来谈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那么这样一种重要转折，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现代的历史上并不太多见，但是在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后，确实发生了这样一次很重大的转折，那么这个转折主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从北伐开始，历时十余年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也好，国民党也好，南京国民政府也好，实际上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如果按照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实际上已经好像不可动摇了，蒋介石当时在国内最大的敌人只剩下共产党，那么在蒋介石看来，剿匪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之阶段，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趁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党政军高官到西安来的时候，准备组织最后的剿共作战的时候，发动军事政变，扣押了蒋介石和他的部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变的过程当中，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接受了西安方面，也就是张杨和后来来到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他们的条件，承诺终止了剿共军事。正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紧接着带来的国共合作，导致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政治、军事格局逐渐发生了对国民党不利，对共产党有利的重大改变。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作用，在蒋介石的统帅地方的将领当中，也都有非常高的这样一种位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公开地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反蒋？把蒋介石扣起来，逼着蒋介石放弃剿共，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共恰恰是陷入到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严重关头的时候，他们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这个原因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讨论。

解说：在杨奎松教授看来西安事变是国共政治军事格局逆转的重要转折点，也正因为此，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国民党史家斥之为“民族罪人”，共产党史家则称颂他们为“民族英雄”，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金兰之交，拥兵20万的昔日东北王，杨虎城控制着陕西大部分地盘的17路军将领，他们究竟为何突然站到共产党一边，与蒋反目呢？

杨奎松：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日本的入侵，但是西安事变绝不简单的是对日本当时步步入侵的一个反应，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又带有阻止蒋介石剿共的目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他们事先一定与中共有合作的关系，那么问题是当时代行蒋总司令职权的西北剿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本来是代表蒋介石来剿共的，为什么会转向了联共反蒋？

可以给大家做几点简单的分析，那么首先是九一八事变，一直到华北事变，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用不抵抗的方式让出了沈阳，最终丢掉了整个东三省，那么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想如何能带着他的东北军回到东北去，但是九一八事变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种结果，包括整个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在对日的问题上，当时所采取的那样一种方针，在张学良看来，他逐渐地已经认识到单纯靠蒋介石，靠南京政府，他是回不了东北的，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在公开的谈话当中讲到，东北长期以来是化外之地，因此东北问题的解决需要靠国际的力量，换句话来说，即使当时日本入侵华北，蒋介石可以发动抗日，但是蒋介石也没有决心能够打回东北，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委派下到西北来，担任剿共的代总司令，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东北军就被当时的红军先后消灭了两个半师，东北军如果再这么打下去，大家可以想象，张学良也就不用回东北了。

1936年的1月一直到3月，张学良不断地通过他的67军的军长王以哲，和中共代表进行了多方的接触谈判，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代表慢慢地让张学良了解到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中共来与苏联相联系的，我们刚才讲到张学良想要回东北，他到欧洲去戒鸦片，那么戒鸦片的过程当中，他就秘密地通过各种关系试图和苏联方面进行联系，希望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但问题在于苏联曾经受到过张学良父子的伤害，张作霖和张学良都曾经对苏联驻华的外交机构动过武，从这个意义上苏联对张学良完全不相信，所以拒绝了张学良寻求跟苏联合作的这样的一种要求。

回国之后，张学良也没有放弃联苏的想法，张学良为什么要联合苏联？是因为东北被日本人占了，但是东北过去长时期里面都是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沙俄，也包括后来的苏联，在东北有着一些特殊权益，包括中东铁路，那么也包括在东北的大批的苏俄的侨民或者俄国的侨民，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东北的北部，当时叫北满，还是所谓过去的旧俄国的那样一个势力范围，日本占领之后，实际上对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包括对苏联当时控制的外蒙，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再加上苏联或者沙俄，过去的俄国和日本，长期在远东的一些权益问题上，领土问题上一直有争端，那么这个都使得东北成为日本和苏联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张学良认为苏联有可能愿意帮助东北人抗日，但是问题他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接近苏联的方法，那么在跟中共代表秘密接触之后，他开始相信完全可能通过联合共产党来实现联合苏联。

那么在这个时候1936年的3月，苏联又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外交举动，这个外交举动就是苏联和当时苏联还承认的主权是中国的外蒙古，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既然苏联能够和外蒙古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那么也就意味着假如在中国出现一个抗日的和苏联合作的一个政权，那么苏联是不是也有可能签订类似的这样一个条约来支持他，所以苏蒙互助条约的签订，也增强了张学良对联苏的这样一种信心。

那么1936年4月9号深夜，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秘密地进行了会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一点，张学良被周恩来的一些说法打动，并且下定决心要跟中共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张学良密会中共代表之后 准备“揭旗另干”跟红军合作

那么4月这次的秘密交涉之后，张学良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4月26号张学良告诉中共派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他准备跟蒋介石翻脸，计划1936年的11月，如果蒋介石还不抗日的时候，那么他就准备，原话叫“揭旗另干”，准备跟红军合作，那么揭旗抗日不服从蒋介石，那么跟蒋介石对着干。

4月30号他又秘密地告诉刘鼎，希望刘鼎转达他的一个愿望，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个时候，1936年的4月底5月初，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合作的计划，1936年5月8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计划，最后定名为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是准备在西北五个地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控制这五个地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同时组成西北抗日联军。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1936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西安事变，实际上在1936年的5月，半年之前就已经基本上成形了，只不过就是这个事变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么通过什么样一种形式发生。

解说：分析至此，我们已经能看出为了能联苏抗日，打回东北去，张学良有充分的理由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又是否愿意与张学良结成统一战线呢。

杨奎松：这里面一个重大的政策转折是必须要注意的，这个政策转折集中地发生在1935年12月20几号，中共中央那个时候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实行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准备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无论他是什么人，结成合作的关系。

解说：为何中共中央会转变路线，决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在杨奎松教授看来这里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而这诸多的偶然最终构成了政策转变的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

1935年9月下旬，历经了长达一年的艰苦长征，中央红军无比幸运地找到了原先并不知道的陕北苏区得以落脚，更加凑巧的是莫斯科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个多月前，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调整，而此时传达新政策方针的特派员正乔装入境，赶赴陕北，他带来的消息将促使中共中央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

杨奎松：1935年的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重新规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马上就派人秘密地到中国来，寻找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中央那个时候在长征，没有办法向中共中央传达这样一种指示和政策转变的方针，因此他们派人专门通过外蒙古潜入到陕北，中共当时距离苏联最近的这个根据地，那么负责这个传达工作的就是林彪的叔叔林育英，又叫张浩。

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在1935年11月到达了陕北，我们刚才讲了，中共中央是1935年9月，实际上是9月下旬到的陕北，11月中旬张浩到了陕北，也就是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机会，使得中共中央很快就得知了共产国际这样一个政策调整，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调整，必须要经过莫斯科共产国际来做决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到这个时候还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因此有关政策方针的改变，那么都需要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

这样的政策调整就带来了我们刚才谈到过的那样一系列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看到1936年1月份，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会见了王以哲，67军的军长，那么并且会见了张学良，1月、2月、3月陆陆续续地中共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包括周边的其他一些地方军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军队，订立了停战通商秘密协定。1936年的2月下旬到1936年5月上旬，红军发动了东征作战，打进了山西，以解决粮食和兵源不足的问题，如果红军没有得到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两支部队的配合，那么这样一个作战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红军进入山西要渡过黄河，杨虎城、张学良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占领了黄河的西岸，红军就再也回不来了，而后来实际上山西作战无法坚持，中央军进入了山西，红军不得不又重新回到陕北，因此从2月下旬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红军和张杨之间已经开始有了合作的关系。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发生的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中共在里面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而中共自身政策的转变，更是决定性的，假如中共没有放弃过去的所谓关门主义的政策，继续坚持排斥一切反动阶级的那样一种阶级路线，那么也就不可能推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国民党各种力量的这种合作的工作，那么最终也就不可能造成后来的所谓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 中共为何没有选择除掉蒋介石？

那么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西安事变发生，把蒋介石扣下来，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就一定要除掉蒋介石不可？毫无疑问，阻碍中共实现所谓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这样一些计划的关键的人物是蒋介石，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当中，确实有一种情绪想要除掉蒋介石，但是除掉蒋介石能否实现国内的和平和统一，事实证明不可能。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蒋介石地位之高，因此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开始意识到根本问题在于蒋介石的态度，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变对中共的态度，那么就应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争取用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变，在这方面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种和平解决的主要的推动力。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段历史，实际上我想我们可以对中共本身政策调整的意义做一点点评，这个点评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共历史上的这种成败，它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里表一，我用的是中共党员人数增减，来反映不同的时期，哪个时期是成功的，相对是发展的，哪个时期是挫败的。

1921年到1927年5月，中共的力量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时期中共从最初的53个人，1921年党成立的时候，一直到1927年5月发展到5万7千人，用了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有了巨大的增长，这个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当时实行了联合战线，其实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国民党最终进行了合作。在1927夏天国共关系破裂，中共的党员人数从5万7千人掉到1万多人，那么在这个之后，虽然也有很大的增长在农村，但是由于坚持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那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实行孤家寡人的策略，那么最终白区和苏区全面失败。到1937年中共党员的人数只剩下两万人，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共由于坚持了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它的整个的党员或者组织的发展，又是突飞猛进的。

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1945年到1949年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扩大的一个时期，来看中共什么时候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什么时候主张团结争取更多的人，那么什么时候它的发展相对就比较顺利，那么什么时候它坚持树立更多的敌人，那么它什么时候它的政策就会把自己推到那样的一个绝境，最终会带来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果。

那么通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西安事变和历史的转折，中国现代史历史转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梳理，那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命运的转折，中国现代历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很大程度上都跟中共实行了一种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人站到自己一边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田桐：好，听完刚才这段演讲，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想向我们的老师进行请教，有问题的哪位观众，好，这位。

现场观众：您好，杨老师，谢谢您的演讲，我有个问题想问您，通过您的演讲我想到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它剧中提过了像国民党的币制改革还有蒋经国打老虎这样一样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国民党最终败走台湾的原因，除了经济和腐败上面的这些关键问题，还有别的原因吗？谢谢。

杨奎松：我一直讲国民党失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方因素造成的，不简单是所谓腐败的问题，也不简单是经济上的问题，当然方方面面的原因都很重要，但是问题在于其实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的这样一个选择。

大家知道抗战8年，无论作为中国来讲，还是作为国民党来讲，都经历了太多的这种挫折，损失非常大，整个国力包括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力量，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包括经历过各国的这种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些国家，那么基本上都会选择和平和建设，那么蒋介石在战后处理跟中共的关系的时候，他选择了所谓的武力戡乱，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尽管国共之间确实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难以解决，那么那个时候国共背后，美国和苏联之间，也有非常多的问题，那么在引发新的危机，但是作为中国当时最高的领导人来讲，特别是作为蒋介石来讲，他不应该高估自己的力量，而蒋介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是犯了最大的错误。

田桐：感谢大家，也感谢杨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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