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踏上最眷恋国土 香港回归成邓小平魂牵梦萦的历史情怀

刘英（原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村子就只有那么大嘛，所以我们离得很近，过一块田埂就到他那去，他就来啦。聊天就是娱乐，会合在一起，就是精神会餐，就是娱乐。我就说他这个人蛮不在乎，他也从来不跟我啰嗦，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嘛。他觉得毛主席是对的嘛，一直坚持嘛，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嘛。

解说：这次遭遇没有挫败年轻的邓小平，这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起起落落的开头，在之后的长征和抗战岁月中，越是艰险的环境越凸显邓小平的指挥才能和实干精神。

1938年，美国驻中国武官卡尔逊来到延安，在与共产党人接触后，他写出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一次把邓小平介绍给西方。在书中他这样描述邓小平，他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到了国共两党大决战时期，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是过人的才智和勇气让他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大江南北。

新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也由此转移到国家建设上。在这一历史阶段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凸显出来，建设大西南，修建成渝铁路，解放军进藏，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实干，再次得到毛泽东的重视。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时表示他想退居二线，当赫鲁晓夫问他谁来接班时？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男：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描，他的这句话真是家喻户晓啊。1980年7月4号，他当时是一家人在这边休息，他突然兴趣很浓，一幅一幅地看（画作），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地接见。（他看到那个白猫黑猫图了吗？）小平同志看了这幅画非常兴奋，他就讲，他说，哎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他说给我画得真有意思嘛。实际上就是重实践，只不过他这个更形象，用了一句“四川土话”。

历经磨难仍乐观坚强 邓小平时代序幕从春天开启

吴小莉：文革十年中，邓小平经历过两次政治磨难。第一次被送往江西劳动。1984年，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文革十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非常岁月当中，他仍然没有放弃思考。邓小平喜欢散步，但是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他只能在囚禁他的院落里头走动。天长地久，就在院里头踩出了一条环形的平整小道。

后来毛毛在回忆父亲散步的情况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这样认真、永远这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向前迈进的每一步而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坚定了。而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为他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邓榕：就是我们这一家人的性格，应该说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首先一条就是一个乐观主义精神，就能够在最困难的就最不堪忍受的时候，你必须要忍受这种最不能忍受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这一家人之所以在文革中间没有因为我们的这种不幸的遭遇而沉沦、而消沉或者是自暴自弃，我觉得这个是受父母亲的影响非常大。

解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奇迹般地崛起，展现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他第一次因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执行所谓压制“造反派”的“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建国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而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随着文革斗争中政治力量的消长，邓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的被“解救”出来并在后来很快成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邓榕：就是他这次复出，所采取的力度这么大、态度这么坚决、这么不妥协、这么不让步，而且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他也觉得也许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就是因为深刻地了解到文革当时那种危难的局面。

邓楠：所以呢，他觉得他一定要尽他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能不能做得到，他心里没有底，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做，毛主席会不会让他一直做下去？这个他没有底。

邓榕：他所面临的政治前途并不是乐观的。

邓楠：但是他在位一天，他就一定要去为他的这个理想、为他的这个追求去做，就是如果是被打倒的话也在所不惜。

解说：由于他对文革造成的各条战线极度混乱状况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和对文革势力不妥协的态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和“天安门事件黑后台”的莫须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这两次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发生在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怎么能经受得起那种空前的惊涛骇浪式的打击？而且在那样的打击下，他的精神和意志没有被摧垮，反而愈挫愈勇。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残余有待排除。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20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所有商品几乎都处于短缺状态。而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1979年给人的期待与想像，或许不仅仅令中国人兴奋，中国以及邓小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展现的变化与力量足以令世界惊叹。如何重构中国并破解中国未来发展难题，邓小平的1979年进行战略抉择的一年，开始于美国之行。

美国时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的飞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抵达美国的第二天，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是一个精彩的开场白，卡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邓小平与卡特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这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说“有”。这一时刻，卡特回忆说，“人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邓小平的精彩并非这一刻，在卡特1月2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又轻松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小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们时，流露出真诚的情感。确实是全场轰动。他吻了很多孩子们，后来报纸上说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美国时间2月2日，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邓小平访美的第三站，这座城市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象征的牛仔帽，而让当时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印象深刻。在成功访美之后的十年，邓小平积极开展务实外交，展现中国的新形象，他在国际舞台上挥洒自如，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家。

邓小平：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解说：邓小平的头像登上了1979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任务。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理性政治家 兼备感性理想主义者

吴小莉：邓小平不仅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感性的理想主义者。邓小平特别能够体会团圆的意义，因为他一生中风风雨雨，家庭的团圆和幸福来之不易。

解说：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和卓琳相濡以沫的58年时光则是聚少离多。

邓榕：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是伴随着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仅仅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其中包括了很多痛苦的时光、痛苦的就是这种记忆，当然我父亲也曾经讲过文革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时期。

解说：作为一个政治家，文革时期的风暴没有摧垮邓小平，然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骨肉分离。

邓榕：我父亲这个人是特别爱家庭。在这种时候，他对子女的，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命运，他对孩子们的这种挂念、这种忧心、这种担心，而且完全不知道对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种担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真的是一种痛苦。我父亲是比较外露的，情绪是比较外露的，她特别想孩子，她就看着我父亲，每天就，两个人就软禁那会儿，就抽烟。我母亲就说你抽烟我也抽烟，而且当时也很省的，就把我父亲抽过的烟头，她拿来以后她自己抽。抽这么凶，将来怎么办呢？后来我母亲说我是因为想孩子们。说只要能和孩子见面，我就一定会戒的。真的后来，我们和父母亲一见面以后，能够跟孩子见面以后，我母亲当时就戒了烟了。

解说：然而有些伤痛是永远无法抹去的。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为不堪造反派对他的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卓琳：我们就省点钱、自己省点钱把他（邓朴方）接到江西去了，让工厂里头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邓小平继母）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边擦干净，都是他干的。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他并不说什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这是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他跟我母亲说，他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点。

解说：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了北京，开始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困境。

邓榕：又一次被软禁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全家人知道他这次可能是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全家人陪着他从会客室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到了门口以后，邓楠临时找了一副扑克牌，放到父亲的口袋里面。因为可能觉得父亲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非常难度过的，所以希望能够有一副扑克牌让他消遣一下，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

解说：是家人陪伴邓小平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险的日子。在这个大家庭里，邓小平是慈爱的父亲和爷爷。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解说：退休之后的邓小平享受着天伦之乐。1992年年初，邓小平提出到南方走一走，唯一要求的“特权”就是带上全家人，而时间定在一二月间，就是要等孙子、孙女放了寒假才带他们一道出来。

在这一趟原先预想的休息行程中，邓小平在沿途的武汉、长沙都没有发表太多的讲话。列车到了广东，邓小平没有进宾馆休息，他要出去走走。

邓小平：不会招摇过市吧。（不会、不会，您放心。）

男：是银行贷款办起来的，就是改革开放把政策搞活、经济搞活。

邓榕：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开始谈话开始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所讲的东西是在198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了1989年平息了我们中国国内的当时的政治风波，后来国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变化以后，他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很成熟的想法。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愿望要在这个时候把它讲出来。正好这时候到了南方，看到南方当时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同时看到地方上一些同志们对继续大踏步地发展改革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这时候就促使他更加地想把他的这些所想到的这些东西要表达出来。

邓小平：科学工作者出把力，摆脱被别人欺负的局面。穷了几千年，是时候了。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榕：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在讲、不断地在讲。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录也没带纸也没带笔，没有想过，他从来不讲话。临时问服务员要了一张餐巾纸，要一个笔，就是服务员记帐的写帐单的那种笔赶紧就在餐巾纸上记录。后来录音机也没有，当时就临时跑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回来，才给他录的音，南巡讲话的整个录音是到香港去买了个录音机。

邓小平：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解说：《纽约时报》的记者汤玛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欢呼全球化时宣称，世界10岁了。他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为全球经济形成的起点。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他当时已然洞察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历史变局又促使他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审慎思考。百年中国，邓小平以他独特的务实与沉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方向。南巡是其毕生事业的巅峰之作，是其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盏明灯。南巡之后，邓小平深居北京家中，据说他的精力已经不复从前。每天的散步由18圈减少为12圈。南巡之于邓小平晚年的意义，自不待言。而邓小平晚年，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更不待言。

吴小莉：邓小平实事求是灵活处理问题的思维集中体现在“一国两制”这个构想上，这个构想原本不是针对香港提出，而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所提出的。1983年的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候，对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奥尼尔解释了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明确的表示“我们不再有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会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的制度”。

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留下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大遗留问题。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筹划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儿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和大陆统一？

迈克·华莱士（美国CBS记者）：那是（台湾），一个不错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领导也认为不需要，也不愿意和中国统一。

作为思想标杆始终影响中国 堪称伟大政治领袖

邓小平：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就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而这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解说：至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方式经历了一些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一直试图用武力解决用的是“解放台湾”，但中国饱尝战争之苦，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重建家园、发展经济。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是从中国自己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面临着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用谈判的方式，一个是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

解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海内外广为传颂的“叶九条”和“邓六条”的提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也就是“一国两制”也渐渐清晰起来。这些主张和方针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并始终不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两岸关系一直不是很稳定，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最初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却为香港的回归打开了思路。

1982年撒切尔夫人通过武力战胜阿根廷，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接着撒切尔挟马岛余威来到中国，找邓小平谈香港问题。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我们就是要尝试进行谈判一个顺利的交接并且尝试加入把香港建设成极成功殖民地和一流商业中心及制造业中心的香港人，尝试与中方一起谈判，达成一个让资本、经济能够延续我们的法治之下，继续保持下去的安排。

邓小平：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她提出的是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是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当然想说有租约，但你们不是应该考虑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吗。但当我们和中方谈判时，中方说，不。主权对我们和人民极为重要，包括这些岛屿（香港）的主权，这是尊严问题。但我们着眼的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有当地人民的意愿。中方则把主权问题看得至关重要，而不是拥有这些土地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我很失望。

解说：这次会见之后，中英双方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谈判，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毫不相让。经过22个回合的谈判，中英两国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他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的创造。1984年12月19日下午5点30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世界各国舆论纷纷盛赞《中国联合声明》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

费彝民（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我是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单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在国际间慢慢地也要作为（典范）。

解说：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把“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并决定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继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归了中国。

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者，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自己的理想、期许和心愿，最近20多年大多数梦想已被这位“打不垮的矮个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会超出设计者的想像，现实的复杂性又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然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共同富裕，比如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比如希望中国足球的崛起。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些未了心愿有些也正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实际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

吴小莉：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是伟人，因为他能够探查历史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动、洞察民众的渴求，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做出一般政客所无法做出的决断，顺民意而上，解时代的命题、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无疑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不但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传奇，也将自己的个人历史最终成为未来历史的出发点。而他的建树和思想依然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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