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困难多紧抓中国这根救命稻草 低姿态示好邀请习近平访问

核心提要：日本政府正在和中方进行协商，希望能够促成中国国家主席明年前往日本进行访问。如果这次习主席正式成行，将是自2008年时任的主席胡锦涛访日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

凤凰卫视6月16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林玮婕：日本政府正在和中方进行协商，希望能够促成中国国家主席在明年的下半年能够前往日本进行访问，如果这次习主席正式成行，将会是从2008年时任的主席胡锦涛访日之后再次有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日本，所以对于中方来说，对于日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从最近日方的一些消息或者是说一些反应态度来看，感觉日本最近是非常希望能够修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之前，早前对于“一带一路”的一个相关发展，没有这么大兴趣的日本，最近是透露风声说希望有机会能够和中方在“一带一路”方面能够进行一个合作，怎么看最近日本这些态度呢？

庚欣：对，确实，像您刚才讲的，最近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方释放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缓和的一些信号，尽管同时也有一些不太友善的动作，也有。这个是日本这几年来一直都有的两面性，我们中方是一如既往，一直希望把中日关系搞得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观光客，每年六百万人左右到，六百万人次，有的人可能不止去一次。中国政府一直是采取了一个鼓励，特别是民间交流，对于中日关系的长期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善意的有胸怀的，对中日关系的一种对应态度。

日本最近，特别是这两三个月表现的比较突出，缓和的气氛。像你刚才讲的，“一带一路”在北京的时候开会，二阶俊博先生也带了一个日本政府很高级的一个团去，而且态度比较友善。见到了习近平主席，还特意把安倍首相给习近平主席的信，当时习主席就打开，然后信里边有中文的译文，拿出来读，和二阶先生进行交流，气氛也很好。所以见面之后，这二阶先生出来之后也表示了非常的积极的，他说中日关系马上就会好起来，他的感觉是这样。

正好时间来说，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的45周年，明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的40年，所以这也是一个，也是个好机会，有这个契机可以争取在这个时候搞一些活动，大家各个方面，方方面面都可以搞，互访也有了这么一个说头，比较好。讲到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态度，其实说实话，从前两年日本一直就是要脚踩两只船，他也希望能够搭上这个车，他知道和中国人合作对他是好事情，但同时呢，他又有着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当时还有美国的TPP，另外那个时候还有和美国一起想牵制中国，而且特别是在领土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和中国有一些别扭，有各方面比较复杂的原因。所以当时韩国，美国就没拉住。日本，美国就把它拉住了，进亚投行的时候是这样，其他的，像欧洲这些，英国、德国、法国全都进来了，但是日本反而落在后边了。当然日本有亚开行和亚投行有龙头的问题，也有这方面的特殊的中日关系当中的一些毛病。

这次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比较积极，而且安倍他自己亲口说，直接说，他说如果是条件成熟的话，我们日本也会积极的介入，也会参与。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互补的合作空间，这个并不是像有些朋友想的，好像中日就走到哪儿都一定要打，一定要零和游戏，不是这样的。政治上有零和性的一些摩擦，这个有。但是在经贸上，就像中美关系，比中美关系更具有互补性，这就是这么几年来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在安全上，在军事上，一直有一些别扭的，纠纷不断的情况下，经贸方面一直保持了三千多亿美元的年的贸易额，说实在，这个一般的国家都做不到，不要说一般国家，就是这些大国，主要的我们的贸易伙伴都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些现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发生，日本这边他的所谓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意愿从何而来，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是外部的压力，一个是内部的动力，这是两方面。外部压力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显得更突出，更明显，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了，因为在大陆关系当中，美日是一对最特殊的关系，它是一个具有从属性的制度安排的一对大国关系，这对大国关系里边尤其是日美的同盟关系本身从属性是一方面，另外他有一种特殊的功能，他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钉子，亚洲钉子过去主要是一边，北边针对的是苏联，再往这边走，西边那就是中国。现在俄国的力量下降了，而且俄国的战略重点是在往欧洲那个方向走，乌克兰等等，所以日美同盟在这一点上来说，现在主要就是中国，所以日美同盟这几年的战略调整，包括部队的部署，设施，都越来越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往钓鱼岛，往冲绳这个方向走。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日美关系里边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就是中国因素。所以美国如果对日本的政策有什么调整和变化，或者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什么调整变化，都会在日本的政策上，都会在日本的政治发展的格局上产生影响。

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大家都看见了，上来之后第一件事先把TPP退掉，这一下子就打乱了整个安倍执政团队今后几年的政治经济的安排，他们在日本这边是把整个TPP作为整体的一个，用多边合作的平台，推动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和经贸的整体的，在经贸秩序上，在经贸的合作实际内容上向前推动的，包括安倍经济学，都把这个拉在一起。

林玮婕：拉抬他们本身的经济。

庚欣：对，拉抬他自己本身，而且他是一个岛屿经济，他必须要有这种双边的整合，这种合作，他才能有所发展。但是一下子这个门关上了，现在这个门，美国走了之后，日本他实际上在TPP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了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因为日本进TPP主要是美国拉的，开始他并没有那么积极，因为他知道进去之后主要是日美的互动，而日美互动两个加起来占80%几的比重，其他都是小的经济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日美的合作当中，特别是日本，像农产品和美国之间，这是长期的话题，我在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专门搞这个课题，还得了奖，就说怎么看待日美，当时正在搞的，在贸易摩擦比较厉害的，冷战刚刚结束，那个时候就相互之间的，日元升值又比较厉害，那个时候相互之间的摩擦当中的政治、制度、经贸本身的，分工链上的，以至于观念上的这些，交易观念上的、消费习惯上等等各方面的差异和摩擦，我们都做过一些比较详细的调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美国对日本形成这个压力的时候，他是综合性的。TPP这是一个压力，然后就是美国几次很严厉的，很正式的点名，并且采取制裁措施来面对日本，这个对日本来说也是压力很大，当然这个和在选前日本不看好特朗普，和特朗普处的关系不好。虽然选上，马上就跑过去跟他去打招呼，但是呢这有点晚了。

林玮婕：为时已晚，招呼要打前面，没有打后面的。

庚欣：对，其实咱们说拜码头，你得要先去拜，你不能说人家都已经选上之后，而且你这样刻意的造成一个反差，其实反而效果不一定很好。而实际上现在日本从媒体、社会的主流层面来看，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财界，其实对日本的新政府上来以后，特朗普这个政权对他印象不好，这很明显。

林玮婕：信任感也低。

庚欣：大家在讲到什么话题的时候，总是在修理他，这个层面对他提出批评，发牢骚的部分比较多，但是又没有办法，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特朗普这个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一下子就把，关键是TPP这个动作和在经贸上制裁日本的动作，乃至于他对日美同盟的一些批评，就他认为日美同盟没有必要，这个钱都要由你们出，大概日美同盟了一年，差不多约数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支出，现在日本大概出了70%左右，那么美国说你应该全出，日本就非常明确的就拒绝，说我们根本没有再出钱的意愿。因为你美国在我这有利，不是没有利，这个双方都有理，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在这个时候就也出现了一种对日本的政治压力，这些美国的压力，而同时又出现了什么，就美国和中国的走近，就是比较务实的面对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包括对纠纷的处理，包括对经贸上的、政治上的各方面的合作，合作是唯一选择，而且明确提出要去掉以前的那种所谓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些都是比较善意的，而经贸上跟中国之间，百日计划也好，现在正在举行的高端的对话，都展现了一种互补的，比较有理性的，合作的精神。这个对日本都是一种压力，这是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外部的压力。

内部我必须要说一下，他其实，日本社会里面一直就存在着这么一种，希望和平的处理，无论是外部的纠纷还是内部的问题，而要和平，他曾经在和中国这几年，在钓鱼台、南海，在一系列问题上曾经有过这种，我们叫边缘战略，就是打擦边球，采取危险动作，比如说购岛，这就是一种很大的挑衅，但是实践证明，他吃了亏，他知道这个硬的路走不通。所以大家现在日本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这种缓和态度背后实际上是日本整个的战略，对华战略的一种，回归到原来那样比较圆融，比较温和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这个和中国是相向而行的，我们一直是希望处理，我们要搁置争议，岛在你手里拿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现在结果形成了一种共同巡航，交替巡航的这么一个新常态之后，那么日本不能不面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另外就是其实反对霸权，这是日本和中国一直以来，最初中日关系恢复起来，原因也是在于反对霸权。而最近美国对他霸权的这种欺凌，所以日本也要有反应，这个都有。

另外就是现实的利益太大了，不要说六百万人到那去玩，就是平时的这每年三千亿美元的贸易额，而且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这种互补性，这都会使得日本国内有这种，就希望缓和中日关系，至少我们还很难说是很大的向前走，发展中日关系，但至少可以缓和。这个是我讲，就日本之所以会有动作，他有这么一种动力，内在动力。

那么待会儿咱们还要再继续的再讲一讲，中日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我们一直就面对这个问题。有的朋友说，中日之间主要是历史问题，我认为历史的问题，说实话，其实已经翻过去了这一页，战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现了非常的具有魅力的一种和平主义的外交的路线和政策，尤其是在处理战后的遗留问题的时候，这优待了日本的侨民，把他们遣返回去，然后放弃了战争赔款，然后和平改造日本战犯，使他们从一些杀人的凶犯变成了中日友好的和平的推手，一系列的这些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的处理上，说实话，我认为这一页其实翻过去了，过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先生都多次的讲过这样的问题，但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历史问题，主要是现实问题，或者是未来的问题。另外，领土问题其实也不算什么事情，领土，我们无论是钓鱼岛的问题还是东海划界的问题，甚至还牵扯到对南海它的一些干预和介入，这些话题都不是新话题，都是老话题，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所以都不难解决。我觉得其实中日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矛盾主要的症结是在于我们中日之间正好都处在一个向政治大国转型的，快速转型的这样一个轨道上，这个转型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中日之间，这是我们中日能够共同相安无事的向前走的重要基础，但也有很多的差异，有很多的摩擦和碰撞，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这也就恰好就是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对今后的中日关系，还有很多忧虑，还有很多不安，双方都感觉到有压力，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恰好就是由于中日在向政治大国转型过程中，各自的存在的，在目标的掌握上，在动力的机制的操作上，以及我们的具体方法上，都存在了一些区别，不同差异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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