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五提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 助推全国第二步利改税

核心提示：受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国有企业在改革中也曾引入过承包制，对于北京的首都钢铁公司来说，承包制其实是一项被“逼”出来的改革。

凤凰卫视5月30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受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国有企业在改革中也曾引入过承包制，对于北京的首都钢铁公司来说，承包制其实是一项被“逼”出来的改革，在1979年成为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企业后，首钢的净利润和上缴利润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1981年国家决定调整工业结构，要求首钢比上年减少9%的钢铁产量，但与此同时财政紧张的北京市政府却要求当年首钢上缴利润比上年增加9.3%达2.7亿元。按照经验测算，首钢当年能够实现的利润既使全额上缴也只有2.65亿元，在这种压力下，时任首钢厂长的周冠五提出了“利润包干”的做法，即在完成上缴利润的前提下，超额利润由首钢自主支配，用于发展生产和奖励职工。用十六个字概括即为，“包死基数，确定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当年首钢的利润真的是达到3.16亿元，这件事情过后周冠五感到承包制可以在首钢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做法，即以1981年上缴的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一定的比例。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而在递增比例上首钢与国家几次“讨价还价”，才达成了一致。据周冠五回忆“当时我们同意6%，而国务院要7.2%，后来中央领导人说那就7%吧”，这还不是首钢最后一次的“讨价还价。1986年底，北京市财政局提出应调整之前确定的首钢包干利润基数，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理由是首钢的工资福利太高。周冠五认为改变包干基数的做法是直接破坏了包死基数，威胁到了承包制本身，因而拒不执行。

不料次年3月，财政局通过银行强行扣掉了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周冠五当即向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力争，表示如果要补缴，那么正在施工的工程就要停下来，职工不仅收不到当月的工资，就连部分已经拿到的工资和奖金都要退回。一个月后邓小平批示下来，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在全国范围内承包制的路走得更加艰难。1984年推行承包制的各地企业各自为政，引起了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等问题。此外也有人质疑首钢留利过多，会破坏其国有制性质，最终尽管承包制未曾在首钢中断，却也不再推广，全国开始了以固定税收完全代替利润上缴的第二步利改税，直到1986年面对连续多月的利润大滑坡，国企才再次转向了较为熟悉的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