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外交家吴建民：给领导人当翻译要学会“目中无人”

    核心提要：吴建民先生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时的经验和心情，是要目中无人、集中精力做翻译。同时也提到，当今中国已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应思考“如何做大国”。

    凤凰卫视5月28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最近呢，关于中国的外交，无论是学术的学者还是从普通的民众，无论是从小范围的学术讨论还是大范围的网络、微博、论坛，掀起了一场“鹰鸽之争”。那么鹰派认为中国现在的外交太过软弱应该强硬一点，而鸽派觉得每天喊打喊杀的，并不利用维护周围的利益。那么还有一派中庸会认为其实双方根本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只是被断章取义和过度解读罢了，只是一些误会而已。那么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更加专业的平台，让我们的专家和学者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么关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是否赞同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互动，首先来认识今天的演讲嘉宾。

    解说：他是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资深外交家，1959年开始进入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及中国驻荷兰、法国大使。著有《纵横天下—吴建民话说战国策》和《当代中国外交》、《吴建民谈外交》、《如何做大国》等著作。今天他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多年研究梳理中国的错失以及崛起与大家一探中国究竟如何才能成为真正大国？

    田桐：让我们掌声欢迎演讲嘉宾，吴建民、吴大使！吴大使您好！ 

    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您好您好！

    田桐：欢迎您！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张特别珍贵的老照片，来，请看大屏幕。可以看到，您当时是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翻译，我们看到中间这一位是年轻时候的您，那时候您多大？

    吴建民：26岁。

    田桐：26岁，好年轻。您第一次去给到毛主席做翻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情？我们觉得特别地好奇。 

    吴建民：那个时候我是1965年8月从国外回到北京，就回到，到了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外交部翻译室是中国翻译界的国家队，1965年10月份的时候，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夫人马桑巴·代巴到中国来访问。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强调男女平等，所以总统夫人来规格很高。到机场的时候，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都去机场迎接了，后来毛主席见，要我去做翻译，就见了毛主席，第一次跟毛主席那么近距离接触。毛主席看我有点紧张，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姓吴，口天吴，建设的建，人民的民，我叫吴建民。毛主席看看说，你那个国家早就亡掉了。他是指吴国，我想是的，春秋战国的吴国，公元前473年亡掉了，三国时期的吴国，公元280年就亡掉了，是这个国家早就亡掉了。毛主席是开个玩笑，想我放松一点。

    田桐：所以这是您见到毛主席之后的第一段谈话是吗？

    吴建民：对，对。

    田桐：那比如说像专业上来讲，您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吴建民：专业就是从做翻译的角度，我那个时候，我是1959年大学毕业，1961年到1965年在国外工作，这个时候外文有些锻炼，到了翻译室之后老同志就跟我讲，你做翻译“目中无人”，就是你不管下面是坐了谁，领导谁，都不要想这个去，目中无人，就不要去想东想西，集中做翻译，我觉得老同志给我传授这个经验非常重要。就是要淡定，要集中，你想东想西我翻好了怎么样，翻坏了怎么样？那完了，不能做这个事儿。

    田桐：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张特别珍贵的照片，来，请看大屏幕！这张照片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时候？当年是多大？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英俊潇洒。

    吴建民：这个时候应当是，我是1971年去（联合国）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74年，1974年，我35岁，当时我出席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这个会议上呢，我做一个发言。当时跟苏联人争论，我正在讲话的时候，就批评苏联人，苏联人同我这样一个态度。

    田桐：您当时主要是做哪些的内容？比如说这张照片的时候，您说了什么？

    吴建民：当时我就说它们这个，当时苏联我们因为从外交方针重点是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所以我们在外交工作当中就是苏联，东欧一起跟着苏联跑，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批评，顺带一起批评。批评他说他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然后我就讲了个故事，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做得不好，还欲盖弥彰，我就讲了一个故事叫此地无银三百两。那时候这个在场的外国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听听觉得挺有意思的。 

    田桐：所以这一次您是首批去去到联合国，特派团的成员之一？

    吴建民：去的时候我是，联合国是1971年代10月25号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是件大事情，中国外交的里程碑，毛主席、总理非常高兴，就我们走之前，总理见了两次，毛主席见主要代表见了一次。10月8号下午，毛主席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这个我们这些人就参加不了。据说后来一些领导同志告诉我们说毛主席非常高兴，讲的时候说你们去纽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精神当时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想，到纽约去，跑到老虎洞里去了，有很多危险。是当时这样一个概念。总理，就是在毛主席见了之后接见代表团的，就我们这些外交官都可以参加了，半夜11点钟，我们11月8号夜里大概11点钟，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见我们，我们不知道，我都回家了准备睡觉了，打电话去，就去了。总理呢那个时候1971年，那个林彪事件发生了，中央有一个文件叫做“571工程”纪要，就是林彪他们一些人要搞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所以他说“571工程”纪要，把这整个过程那个文件，中央文件还没有印发，但是总理很关心我们，每个人手里发了一份，然后总理给我们一边念一边讲，讲完之后就是你们放心去吧，国内的大局是稳定的，总理最懂搞外交人的心情。外交最怕国内乱，那就乱套了。

    田桐：对，所以您当时走之前总理有没有特意说一些什么外交的小技巧，不能被外界披露的小秘密可以给我们说说？

    吴建民：没有，没有。总理是一个大国的总理，总理很有气势。我记得当时乔冠华见了总理，就是我们团长，他说总理，这次去心理没底，心理打鼓，能不能做得好不知道。这个是你想乔冠华有道理，他说我1950年跟伍修权同志去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去了。1950年到1971年21年了，21年没有跟联合国接触，当然情况不了解。所以这个他心理打鼓，总理讲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总理说不懂不要紧，你们到那之后跟一切懂的联合国的人学习包括你们的对手。我们去了就这么做的，是啊，不懂不要紧，学习。学习后来我们学得好像还可以，我们代表团去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的对象，大概第二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专门出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来了一年表现如何，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当时我小萝卜头了，有我们的周南，是后来香港新华分社的社长，周南，一写他评价还不错，说这些中国人学得蛮快的。

    田桐：所以我们想知道的是，当时你们去到联合国之后，中国整个的团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面对国外的其他团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当时是什么样的？

    吴建民：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刚才讲了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两霸，美苏两霸。侧重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我们对第三世界就是保卫世界和平、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这个方针非常明确，所以我们重返联合国到联合国之后是大事，大事，我们去的时候记者好多，我们来到联合国的总部，门口就很多记者，每个人都给我们照相，几乎这样的事很多，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们那时候规定都穿中山服，不像现在西服，我们都穿中山服，我们一律的中山服。所以到什么地方，人家很快就把我们认出来了。我们是1971年11月15号，我们是11号到达纽约的，11号是星期四。星期五我就拜会了那些曾经支持中国合法席位的一些国家，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联合国休息，所以11月15日星期一，联合国大会开了一整天的会议，欢迎中国代表团。那个场面是感人的，原来说半天，半天打不住，报名的发言人太多，57个国家代表团讲话，那个很有意思，我在现场，在现场听到57个国家代表有发达国家、有西方国家，当时苏联也发了言，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讲话，欢迎中国代表团来。那种场面在现场感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历史潮流推动的，这一点是印象非常深的。  

    田桐：所以说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您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亲力亲为的亲历者上面，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您最近出一本新书叫做《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在其中这本书给我们介绍到的是什么主要内容？

    吴建民：这本书主要是搜集了2011年到2015年我写的文章，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国际地位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说法，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你看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曾经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从2011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应当说中国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长期在边缘，世界秩序如何，人家不会找中国人商量，你就接受吧。这一次我们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重要。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来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是一个新事物，从世界来讲有个适应的过程，从中国来讲中国人也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这个题目《如何做大国》？我们认识到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表现？就是像毛主席曾经对中国做大国，做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强大而又可亲。这个两个形容词用得非常好，强大、可亲，人家喜欢你。人家觉得中国人可亲，而不是讨厌你，也不是害怕你，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你像美国，它很强大，可亲吗？不一定。毛主席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我的《如何做大国》，我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中国人应当如何做？这一点太重要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大家众目睽睽。过去你做什么人家不大理会的。你看现在的世界主流媒体，几乎天天中国的消息。

    田桐：对。

    吴建民：我在我搞外交很长的时间里，主流媒体，中国消息第三版、第四版，过几天一条消息而已，现在天天有。众目睽睽之下中国人如何表演？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大问题，所以我又去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田桐：那么究竟中国应该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角色，我们有请吴大使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多年研究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演讲，掌声欢迎！

    吴建民：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准确地认识今天的世界”因为刚才介绍我，1959年就被外交部录用了。所以从1959年开始，我就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世界，观察中国进行比较，进行思考，慢慢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跟中国人认识世界密切相关，所以我想今天我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部分准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性，第二个部分世界大变化，今天大家都讲世界大变化，到底什么是最大的变化？到底什么是主导一切、统领一切的大变化？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世界大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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