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多种危机可能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处境“后有追兵，前有堵敌”

解说：在王勇看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追问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在追问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王勇：你比如说文献里面有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Acemoglu Aghion Zilibotti，他们是哈佛、MIT和苏黎士大学的三位教授，他们合写过一篇文章在2006年。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但是他们的这个文章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的故事，他们叫它是“非收敛陷阱”。就是这个国家没有系统性地向发达国家收敛，差距没有缩小的陷阱。他们故事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早期的生产阶段的时候，你技术的进步主要靠模仿，所以当时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投资的越多就越好，但是一旦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呢，你就要转换生产方式，你就要创新驱动。所以在面对两套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有些政策它是有利于投资，比如说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有些政策和制度是有利于创新，比如说，网络就应该自由，所有的这个思想就应该解放，所以不同的制度可能它对于创新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观点认为如果说你变了中等收入以后，你没有顺利地，及时地，把你的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话，那你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实现技术的，继续的，快速地升级，所以你就会柔以达到非收敛，也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观点，我想这个观点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当下的中国，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那第二个观点，是芝加哥大学也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里面导师之一，Nancy Stoky他提出来的，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他主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概念。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技术，其实它是相当于是公共的，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流动，因为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现在的信息交流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我们按下一个按纽，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本就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实现了光速的通信，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技术其实是在跨国流动的，但是你能不能有能力去接收这个技术？采用这个技术？实现这个技术？然后把这个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利润？

这个要取决于你的人力资本，所以如果说，教育没有跟上，如果说，健康没有跟上，如果说，职业培训没有跟上，所有如果这些人力资本没有跟上的话，你有可能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以后，你就没办法继续获得技术的进步，这个是第二个观点。我想对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政策这些都是有很强的政策涵义。那第三个学说是Acemoglu和Ventura，他们在2001年，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另外一个机制。那个机制里面讲的是国际贸易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要考虑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假设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封闭经济，中世纪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结合贸易全球化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那个机制讲的是说你要考虑贸易条件，如果你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产品上，你的生产力非常非常高，那你出口很多，生产很多，但你生产很多的话，供应多了，当你供给多了以后，你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你生产越多，出口得越多，但是你出口的产品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贸易条件的恶化，其实不利于这些经济的增长，所以他们用这样一个机制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保持稳定而没有收敛？我想重点再讲另外两个机制，也是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机制是我和现在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魏尚进教授一块合作的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机制，在那个机制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三明治”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反思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

王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过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解说：王勇作客《世纪大讲堂》敬请关注！“三明治”理论，王勇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所共同致力研究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的世界里，只有三个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高收入国家，进行技术模仿的低收入国家，还有一个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王勇这样形容中等收入国家的处境，“后有追兵，前有堵敌”。

王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其中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看国际的贸易分工的话，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它定义，它就意味着后面有比它更穷的低收入国家在后面追着，在追赶着。在中等收入国家前面又有更加富有的，占据着很多垄断地位，高技术的，高附加值链条的那些发达国家在前面压制。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它从两个方向受到挤压，就像三明治一样，你把它挤在中间，这个是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它要怎么样增长，它必须它最优的发展战略，它就必须要看后面追赶你的国家，他们在做什么？必须要看在前面，比你富有的国家他们在做什么？你怎么样做最优的策略调整？以使得适应后面的来自于比你更加穷的这个国家的追赶效应和比你更加富的国家的压制效应，这样的话，要处理好两面“背腹受敌”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你才能够从中等收入陷阱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么难跳。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多方面的挑战。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意义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墨西哥。墨西哥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一个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它曾经是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它又是NAFTA的一员，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员，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他们自由贸易区。所以墨西哥它可以通过自己廉价劳动力在北美市场上，因为它不需要再交关税了，所以它曾经获得一度快速的增长。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现在我们墨西哥增长很大程度上现在受到中国的挑战，原来墨西哥出口的，现在都改成中国出口了，这个是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之后，这种追赶效应非常明显，所以可能在客观上，可能对于墨西哥它怎么样向发达国家收敛，产生一个挑战。所以墨西哥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客观上受到贸易上面的压制作用，或者是追赶作用。但我们如果看一个成功的例子呢，我们再看看韩国，每一个国家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国家，仅仅地追赶着，特别是一些产业。韩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它发现马来西亚在电子产品上追赶得非常非常紧，很多的产业突然发现韩国它已经没有优势，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韩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创新。然后从技术链条，从低端爬到高端，来摆脱马来西亚从后面的进攻，所以有时候就是后面倒逼着你，然后你改，韩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事实上，大家现在很多人用某品牌手机，某知名公司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生产电子产品，手机、电视。可是各位是否知道，在以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某知名公司它主要生产什么？它是生产服装纺织品的，就一家企业它都能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它能够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这些产品，逐渐逐渐地升级到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整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它实现了顺利的升级，这样的话，它就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解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们在理论中强调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特殊的结构性问题，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可能性。

王勇：我们认为，很多国家它之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它的产业没有有效地升级，它的结构没有有效地转型，让我先把这两个概念定义一下，所谓的结构转型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其实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很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过来了，已经转到了非农部门，所以工业化已经不是它最主要的任务，它所面对是怎么样把服务业提升上去，所谓的叫“去工业化”。就是人，劳动力，从制造业逐渐逐渐地转到服务业，另外产业升级，就是在制造业下面你要面对着怎么样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这些产业升级到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然后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个过程，我叫它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发生在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型指的是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很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陷入陷阱，就是因为这两个过程没有做好，如果只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还不够，我们认为把服务业还要剥开仔细地看看，其实服务业也分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另一类是消费性的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业就是像金融服务、电讯服务、通信、交通服务这些它是作为中间产品，中间服务的服务业，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生产活动中，而不是最终消费者消费的，还有一类服务业是消费性服务业，是包括娱乐、宾馆，然后旅游这些直接是消费者用来服务，这叫消费性服务业。我们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这样的划分，然后呢，我们又把制造业简单地粗粗划分两类，就是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然后我们讲的一个核心故事是什么呢？为什么有很多国家它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太不发达，就是金融业还有很多的租赁，通讯这些行业，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这些行业可能是垄断，有很高的进入壁垒，这个可能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当你是一个穷国的时候，你从低收入增长到中等收入的时候，其实它对于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你并不需要特别特别发达的金融业，也不需要特别特别发达的通信业，你只要基本的水电供给到位就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的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租赁业、咨询业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当时这还不是主要的增长因素，它的经济依旧，低端的制造业依旧可以实现工业化、实现增长。但是，你一旦到了中等收入以后，这个需求结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大家如果收入变高了，以前饿的时候，解决温饱，只要吃饱穿暖就够了，但是你收入高了以后，你的需求结构就变化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消费的不是低质量的制造业而是高质量，你要买某品牌手机，然后你要买的是高档的服装，高档的化妆品，就是整个的质量，你对于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上去了。所以一旦你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因为你的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个时候你的生产结构也要相应的变化，现在大家都要消费、旅游了，大家更要看电影服务了，大家更要看乐园了，画展啊，这些服务业，音乐会啊。那你一旦要生产这些消费性的服务业的话，旅游、宾馆这些你就需要很好的上游生产性服务，你需要很好的通信，你需要很好的金融服务来支持他们的创新，你需要很好的其他的配套设施，法律服务、租赁服务，你要旅游，你要租辆车吗？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打官司怎么办？所有的这些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必须要跟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林毅夫老师和我都认为，要实现经济的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不断地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特别是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把上游的生产性的服务业给发展好。把它的那些进入壁垒，把它的一些政策扭曲给去除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实现产业的健康的升级，然后结构的及时的转型。

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和其他的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是偏低的。中国的这个服务业，在2012年的左右，它的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也就是说，从2012年之后，中国大量，最多的就业的机会来自于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已经是三大产业里面最大的产业，对中国来说。可是依旧，服务业比追偏低，这里面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它有很大的进入壁垒，很多民营企业你没办法进去做金融业务开银行，你很大，你没办法进入这个通信，没办法做其他的一些上游的生产行业。这个时候，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它就没有那么发达。在这个里面，我必须另外强调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说你可以什么都“无为而治”，所有的事情自然地发生，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也需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制造业里面，你要能够占领高端市场，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所以这些都既需要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协助市场、补充市场、完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把中国市场过程中的很多不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一些合适的，适当的一些干预和扶持，使得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谢谢各位！

田桐：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再见！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演讲嘉宾王勇老师。

王勇：谢谢各位！

田桐：谢谢您，王老师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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