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胆”之死——陈布雷沉浮20载亲历卢沟桥事变

2016年02月24日 11:39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身边出现了一位新闻报人出身的秘书，这个人就是陈布雷，因为被蒋介石赏识，也被蒋的礼贤下士所感动，陈布雷成为了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秘书，一做就是22年。直到1948年

核心提示：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身边出现了一位新闻报人出身的秘书，这个人就是陈布雷，因为被蒋介石赏识，也被蒋的礼贤下士所感动，陈布雷成为了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秘书，一做就是22年。直到1948年陈布雷自杀身亡，作为国民党的领袖“文胆”蒋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长，陈布雷最初选择与蒋介石共患难，却为何最终在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刻选择默默地离开呢？

凤凰卫视2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抗战舆论高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曾经一度下野，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下定决心进行举国抗战，但是在国民党内部高层，在何时抗战以何方式抗战，到后来要不要抗战等等问题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和对立，这些纷争也把陈布雷卷进去了。

解说：1937年7月3日，正在南京休养的陈布雷受蒋介石之邀来到庐山，此时庐山已是高朋满座，蒋介石邀请的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都是教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布雷接到通知也是参加了学术会议，并为蒋介石起草会议的讲稿纲要，然而就在学术会议期间的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因为当时这个日本军队在华北在东北经常搞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局部事件，谁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所以蒋介石这个庐山谈话会的性质就变了。

解说：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这次谈话谈何内容，以何方式及蒋介石与包括陈布雷等智囊人士经过了反复讨论和磋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不宣而战占领东三省，扶持满国傀儡政府，接着拉拢亲日分子搞起“华北自治”，现在又武装攻占北平，日本政府理亏心虚，虽然已经占领东北、华北，却不肯宣战，国力处于弱势的中国，本属被侵略被占领之国，当然不肯宣战而给予日本以口实。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刻蒋介石采取的是发表庐山谈话方式，然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动员举国抗战。

陈红民：实际上庐山谈话会是一个非常变通的办法，所以他就跟陈布雷讲，说你要把这个文告的形式，正式的一个声明，或者宣言的形式改成谈话会的内容，所以陈布雷也是做了准备，这个时候陈布雷自己也很得意，他说他写得很认真。

解说：蒋介石慷慨激昂地说出一段流传甚广的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中国人，日本人，全世界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分明是在日军沦陷中国大片领土后，中国政府发出全国抵抗的动员令。

郭必强（中国第二档案馆研究馆员）：所以说后来蒋介石有一句话，就是非常有名，其实这是出自陈布雷先生之手，叫如果一旦开战地不分南北，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全国人民的抗战从此就开始了。

解说：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军队在淞沪发起军事行动，中日双方参与淞沪战役的军队人数达到百万之上。为建立战时体制，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陈布雷也被指定参加，陈布雷不久就发现，在国防最高会议内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以蒋介石、李宗仁为首，另一派为主和派，以汪精卫、周佛海为首。

王晓华（民国史学者）：“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听说汪精卫要回国，曾经让周佛海到广州去接汪精卫，两个人在船上有过这么一段的接触，周佛海觉得汪精卫的思想很符合他的思想，他是认为正是在抗战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要非要打，把国家打烂，他是不主张打烂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跟汪精卫就走到一块去了。

解说：淞沪战役进入到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率日军第十军突袭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从后面包抄中国军队，面对大兵压境的局面，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抗战之初汪精卫虽然发表过积极主战的言论，但是中国军队惨败之后，汪精卫等人的抗战决心便开始动摇了。

陈晓楠：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之后，日本开始空袭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城内的空袭警报不绝于耳，每日钻防空洞，躲避空袭，这几乎成为了人人的必修课，那么渐渐地战争的气息已经成为了上至高官下至民众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王晓华：这个就是周佛海当年的故居，当年南京这个高官的房子，一般都没有这个地下室的，唯独周佛海家里有这么一个地下室，一个防空洞。

解说：1937年9月份以后，日军对南京进行轰炸，有一批国民党的高官包括陈布雷，都到周佛海家来躲避空袭。

王晓华：他们就对这个抗战的前途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因为经常来跑返嘛，这帮人经常在一块来议论这些事，后来人家就是也带开玩笑的性质，就说这是一个低调的俱乐部。

解说：周佛海早年参加中共一大，可谓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投奔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也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后来发现，周佛海志向不在当秘书，于是起用了邵力子，再后来则起用了陈布雷。周佛海曾一度出任侍二处副主任，与陈布雷既是同僚，也是相知甚深的友人。

王晓华：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文人，文人有一种气味上是相投的，而且周佛海这个人文笔也非常好，曾经一度还代理过中央的宣传部长，但是陈布雷与周佛海他两个人的风格不是很一样的，传记书籍《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庐山谈话会时期，陈布雷就向同僚们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能忍则忍，能和即备”的“不扩大原则”，因按中国的实力还不具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格，希望卢沟桥事变能就地消化，就地解决，尽量不要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抗战期间陈布雷一度与“低调俱乐部”走得很近，经常把“主和”的成员胡适、梅贻琦等知名人士引荐给蒋介石，也时常会把周佛海等人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1937年12月13日，就在蒋介石撤离南京之后，日军占领南京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中国已陷入到水火之中，1937年12月20日，日本近卫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并提出了对华四项和平条件，并经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汪精卫得知后大为高兴，说道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一向低调的陈布雷却在公开场合说，这是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但并不能看作有谈和的可能，此时陈布雷看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其实无异于灭亡中国，也意识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继续主张“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

郭必强：对陈布雷来讲，陈布雷这个人他的民族性，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很有本质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分界点，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应该讲，应该是陈布雷先生，在抗日的决心方面，应该讲他跟周佛海不是一回事，完全是就变成两个阵营了。

解说：这次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一班“和运先锋”，在政治交往上逐步保持了距离，1938年10月31日，陈布雷在近期《参考消息》中看到，汪精卫于10月21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很快引起警惕，加之高宗武私赴日本一事，意识到需要对汪精卫擅自发表“和议”的动机，加以注意，因而将上海等地报纸关于汪精卫接见外国记者谈话的评论呈阅给蒋介石，请蒋留意汪精卫的行为。

郭必强：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而蒋汪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他对汪精卫应该讲还是截然分得很清楚的。

解说：1938年12月7日，正在桂林巡视的蒋介石令陈布雷先行在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接触，然而试探未果，9日，蒋介石飞回重庆后约见汪精卫作进一步试探，但汪精卫不肯公开摊牌。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27日，根据蒋介石指示，陈布雷在重庆美专街办公室开始草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近卫声明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一行人离开重庆飞赴越南河内，公开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谋和，并开始谋划另立国民政府。

文定中（原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汪精卫还嘴硬，他认为中国要付出这么多的生命，去跟日本对抗，事实上我们的军队力量，我们的财政状况，是支撑不了几个月的，而且一定是败得一塌糊涂，他还认为自己这一套东西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安宁，保留了和平，使流血变得更少，所以叛徒也好，汉奸也好，有的时候他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说多了以后自己都信了，所以可悲，这个人有的时候很可悲，汪这个人很可悲。

解说：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事件”，会上蒋介石明确说道，除夕之日，我已嘱布雷拟电镐，晓汪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会议经过讨论表决，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出一切职务。

陈晓楠：抗日的烈火仍在燃烧，陈布雷作为侍二处的主任，每天要起草各种文件，参加必要的会议，处理各种公事，陈布雷跟随蒋介石有二十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抗战八年是蒋介石与陈布雷关系最为默契，最为亲密的时期，身为僚属，陈布雷工作得力，可是他本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来了，战时蒋介石集要职于一身，身兼国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工作压力既繁且重，自然也需要释放和安慰，蒋与陈布雷本来工作来往繁多，又是同乡，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相处如同家人。

陈红民：那比较重要的是在抗战的时候，蒋介石过生日，那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宋美龄去了香港，所以蒋介石说今天跟布雷吃饭，因为我妻到香港去了，所以他过生日的时候还跟陈布雷一起吃饭，他对陈布雷非常关心，其实就是超过对他一般部属的关心，他日记里面有专门地记载说，“发布雷款”，就是给陈布雷钱，然后发布雷养家费，发布雷医疗费，也就是说在给陈布雷所有的工资之外，那当然是家对公家的，他（蒋介石）自己个人有给陈布雷经济上的补贴，而且这个时间，时间跨度蛮长的，不是说只有一次，好多次记到这个事情。

解说：蒋介石军务政务党务缠身，作为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一接到蒋介石官邸的电话，便立刻起身奔赴到蒋介石那里去，几乎每天是马不停蹄。

陈红民：他们其实那个交往非常多，蒋介石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跟陈布雷交流读书的心得，那蒋介石他的日记里讨论跟布雷讨论经济问题，讨论党务，讨论人事，甚至讨论军事都有。

解说：对于属下高级将领尤其是不得力或失职者，蒋介石会拍桌瞪眼，甚至高声辱骂。可蒋对陈布雷一向和颜悦色，蒋对陈一直称“布雷先生”，让陈倍感自尊。

陈红民：就蒋介石和陈布雷的关系我自己个人看起来，当然上下属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同乡的关系，也有其实朋友的关系，如果你单纯地说就是比如用现在的关系，你很难形容他们，但是完全说是工作关系，好像就是又淡了，如果我们就是借用君臣关系来说，就是君待臣以礼，就是蒋介石对陈布雷是礼贤下士的那样，所以陈布雷后来很感谢他，然后陈布雷对蒋介石是臣侍君以忠，他对蒋介石特别地忠心耿耿，然而不分昼夜地繁重工作，使得陈布雷身心疲惫，几乎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他每天不得不以服用安眠药来帮助睡眠。

陈红民：你看陈布雷的日记起首，每天几乎的起首都是记他这个睡眠的问题，睡眠非常地不好，然后身体又不好，各种各样的病，但陈布雷的意志很坚强，就是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就说反正自己怎么样，睡眠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每天就是记录自己睡眠的情况，成了他最大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病的原因，最后他就完全是说病躯了。

解说：陈布雷在1942年4月14日日记中写道，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陈布雷所说的四弟是陈训慈，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陈布雷在此公务繁忙，把四弟训慈特地从宁波慈溪老家找来重庆。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名叫陈绚文，是陈布雷的侄女，陈布雷四弟陈训慈的女儿。

陈绚文（陈布雷侄女）：我父亲是在那个时候浙江大学做教授，那个时候他（陈布雷）把他（陈训慈）叫来到重庆去，就是他（陈训慈）始终是想再去帮陈布雷，好像是不是工作的名分，就是帮他私人的事情处理处理，因为他（陈布雷）那个时候很忙，但是私人的事情很多，这些事情就是靠我父亲帮他处理，要发信，来来往往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父亲帮他做。

解说：此时作为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脑力严重透支，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近来进食无味，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正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据历史学家从陈布雷日记中查证，抗战中后期，陈布雷精神状态就很差，数度想过自杀。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连续四年的夏天陈布雷都想自杀。

解说：然而抗战关头，大敌当前，陈布雷还是不断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蒋介石夫妇也察觉到陈布雷的状态很差，蒋甚至主动跟陈提议外出休假。“应召到官邸，委员长询问我病状，问是否赴昆明休息，我答战时公务紧急，我不拟赴滇，还是在成都小住为好。”

陈红民：陈布雷日记里就记他这个生病之后，就跟蒋介石请假，蒋介石每次都准许的，而且有的时候因为生病而延误文稿起草的东西，蒋介石好像基本上没有说为这个事情来责骂，我们知道蒋介石的日记里面，他对他周边的人他不满意的话，他会骂得很厉害的，陈诚，何应钦，这些人都被他骂得很厉害，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日记里面被蒋介石不骂的人很少，连宋美龄他都骂过，所以不骂的人很少，那陈布雷他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委婉的那个不满意的词，但是没有骂的意思。

解说：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五十岁生日，陈布雷一向不愿祝寿，而让他大感意外的是蒋介石为他生日亲笔写下贺词。“奉委员长手示，以我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

杨天石：蒋介石对陈布雷这八个字的评价，陈布雷终身没有忘记。

解说：陈布雷在日记里接着写道，“瞻对感激，我作一长函报谢，午刻时分，蒋夫人自制饼饵相贻送来，我亦写函感谢她。”

陈晓楠：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以礼相待，陈布雷则是任劳任怨，淡泊名利，抗战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整理讲词记录撰拟各种文稿，重要的文告几乎都是由陈布雷亲自起草的，其实世人很少知道，他草拟这些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而陈布雷本身持身谦抑，从来不对外人谈论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还有政治的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陈布雷总是对外界这样说，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者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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