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妻子”梁漱溟一句怪话悼发妻：身子终于爽利了

内容提示：我的父亲是梁漱溟，在他心里头，他的主要责任感和用力的地点，都是在社会和国家。

凤凰视频原创《我的父亲母亲·第三季》特别策划节目2015年11月13日推出第八期，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的父亲是梁漱溟，现在报纸上、杂志上一提到他就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这个称呼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大家一看到这个，脑子里就会很模糊的出现一个大儒的印象，再看看照片，有时会登一个戴着眼镜、抱着拳、做思考状的照片，有时候会登一个横眉怒目的照片，但究竟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家不清楚，因为大家对于什么事“儒”都已经很模糊了。

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请父亲去做一次讲话，他一上来就说，天下没有比一个大学招一批学生来学哲学、几年后给他们发哲学毕业证书更糟糕的事了。父亲始终坚信，只有心里有问题才能谈哲学，否则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就读就是白学，因为那是去读别人的著作、学别人的哲学，顶多算是记忆；而哲学需要自己有见地，将自己关心、想不通的事情想通了，这样的过程才是研究哲学。所以父亲将学问与问题联系起来--你喜欢动物、对动物感兴趣，你就会知道动物是怎样长成、生活的，但如果你对这些没兴趣，哪怕是看见生活中最常见的狗，这都和你没有关系，所以必须对事物有关切、有追问才能学哲学。

父亲曾经说过，他看任何书都是先有问题然后再找书来看，看书就是为了验证他的想法是否正确，所以他看书前已经有初步的想法了，这和我们常在茫然的情况下去看书的学习方法很不一样，他正是用了这样的方法研究哲学。

“抛弃妻子”父亲一句怪话悼母亲：身子终于爽利了

在父亲的生活中，家庭色彩始终是比较淡的。他对母亲的关心很少，两个人甚至两三年都不见，这在一般的夫妻间还是很少见的。1934年，母亲去世，父亲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悼亡文，其中有两句话值得一说，一句是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危亡的状态，此时她（指母亲）去世，给我一个爽利的身子可以去工作；还有一句话是说：从此以后我没有家了，我的财产大家公用，我的朋友在哪里住，哪里就是我的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我们兄弟俩成长的经历印证了父亲的这句话。

八年抗战期间，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经常两、三年都见不到。记得后来我们与父亲同住桂林的时候，那里的冬天阴冷阴冷的，我们还光着脚穿草鞋，但父亲甚至都没注意到，反而是别人看出来了，可见他的注意力不在这儿。我可以这么说，父亲对我们的关心很少，这不是责备，是个事实，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这份责任始终比别人要少，在他心里头，主要的责任感用力点都在国家与社会。

抗战时期父亲为国共团结奔走 厌倦“中国人内斗”

1937年，八年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到汉口，然后又迁到重庆，一路西走，所以父亲当时留了一句话叫做，你们往西我往东，他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就是广大的游击区，那里有国共双方的正规军也有游击队，他们以自己所能的方式骚扰或者打击日本人，父亲就决定要去看看这些人，向他们慰问、给他们讲讲形势、鼓舞他们。他去了以后，觉得形势不错，中国人在一块儿抗敌的气氛和形势都很好。但后来渐渐不行了，党派间纷争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中国人的抗战变成了自己打自己，此时最需要做的莫过于制止内斗，所以父亲回到重庆去了。不许中国人内斗是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依靠的是广大群众，而广大群众是没有党派的，这是父亲的一个设想。

1946年11月，内战正式开始，父亲觉得他没有事情可做了。但后来，他的政治热情又扩大了，他发现所有政治制度不是先想出一个制度，再去套加在社会上的，而是由组成当时社会的人决定了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所以他又得去认识人。父亲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就是说现在的人类不认识自己，管不住自己，这将是今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1975年夏天，他写完了这本书，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了一句话，说，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可以死了。这就说明他心里头最关切的一件事已经落实了，他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