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造就三起三落奇迹 提“一国两制”本为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本为解决台湾问题

吴小莉：邓小平实事求是灵活处理问题的思维集中体现在“一国两制”这个构想上，这个构想原本不是针对香港提出，而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所提出的，1983年的3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候对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奥尼尔解释了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明确的表示我们不再有“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会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的制度。

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留下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大遗留问题，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筹划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和大陆统一。

迈克·华莱士（美国CBS记者）：那是（台湾）一个特错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冷到也认为不需要也不愿意和中国统一。

邓小平：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就我们老祖宗是炎帝、皇帝，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而这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的，不知道哪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解说：至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方式经历了一些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一直试图用武力解决，用的是“解放台湾”，但中国饱尝战争之苦，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重建家园，发展经济。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是从中国自己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用谈判的方式，一个是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

解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海内外广为传颂的“叶九条”和“邓六条”的提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也就是“一国两制”也渐渐清晰起来，这些主张和方针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并始终不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两岸关系一直不是很稳定，台湾问题悬而未定，不过最初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却为香港的回归打开了思路。一百多年前，英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香港（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英国政府当然不愿意结束对香港的统治，随着租约的期满，他们不断地派人来试探，1979年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到北京，邓小平接见了他。

鲁平（前香澳班主任）：当时他跟麦理浩就讲，他说我们把香港一致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也充分考虑香港它的特殊地位，所以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怎么样地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是肯定会得到保证的，说的明确一点，就是在这个世纪，以至到下个世纪初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实行它的资本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

解说：英国人还是不甘心，他们认为邓小平只是说说而已，1982年，撒切尔夫人通过武力战胜阿根廷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接着撒切尔挟马岛余威来到中国，找邓小平谈香港问题。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我们就是要尝试进行谈判，一个顺利的交接，并且尝试加入把香港建设成极成功殖民地和统一商业中心，及制造业中心的香港人，尝试与中方一起谈判，造成一个让资本、经济能够在延续我们的法治之下，继续保持下去的安排。

邓小平：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她提出的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是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当然向说有租约，但你们不是应该考虑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吗？但当我们和中方谈判时，中方说不，主权对我们和人民极为重要，包括这些岛屿（香港）的主权，这是尊严问题，但我们着眼的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有当地人民的意愿，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至关重要，而不是拥有这些土地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我很失望。

解说：这次会见之后中英双方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谈判，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毫不相让，经过22个回合的谈判，中英两国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她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的创造。1984年12月19日，下午5点30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世界各国舆论纷纷盛赞《中英联合声明》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

费蠡民（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我是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单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在国际检也要慢慢地作为（典范）。

解说：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把“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并决定于1997年1月1日起实施，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继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归了中国。

邓小平辞去党内外职务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吴小莉：邓小平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感性的理想主义者，邓小平特别能够体会团员的意义，因为他一生中风风雨雨，家庭的团员和幸福来之不易。

解说：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瑷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和卓琳相濡以沫的五十八年时光则是聚少离多。

邓榕：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是伴随着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候不能仅仅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其中包括了很多痛苦的时光，痛苦的就是这种记忆，当然我的父亲也曾经讲过文革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时期。

解说：作为一个政治家，文革时期的风暴没有摧跨邓小平，然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骨肉分离。

邓榕：我父亲这个人是特别爱家庭，在这种时候，他对子女的，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命运，他对孩子们的这种挂念这种忧心，这种担心，而且完全不知道对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担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真的是一种痛苦。我母亲是比较外露的，情绪是比较外露的，她特别想孩子，她看着我父亲每天就两人软禁那会儿，就抽烟，我母亲就说你抽烟我也抽烟，而且当时是很省的，把我父亲抽过后的头她拿来以后自己抽，抽这么凶，将来怎么办呢？我母亲就说那是我因为想孩子，说只要能和孩子见面我就一定会戒的，那真的后来我们和父母亲见面以后能够跟孩子见面以后我母亲当时就戒了烟了。

解说：然而有些伤痛是永远无法抹去的，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五年级一学生的邓朴方，因为不堪造反派对他的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卓琳（邓小平夫人）：我们就省点钱，自己省点钱把他（邓朴方）接到江西去了，让工厂里给他做了架子，他躺在床上（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邓小平继母）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的。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他并不说什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楠：这是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他跟我母亲说，他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点。

解说：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了北京，开始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困境。

邓榕：又一次被软禁，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全家人，知道他可能是，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全家人陪着他从会客室一直送到门口，到了门口以后，邓楠临时找了一副扑克牌放到父亲的口袋里面，因为可能觉得父亲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难度过的，所以希望能够有一副扑克牌让他消遣一下，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

解说：是家人陪伴邓小平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险的日子，在这个大家庭里，邓小平是慈爱的父亲和爷爷。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解说：退休之后的邓小平享受着天伦之乐，1992年年初，邓小平提出到南方走一走，唯一要求的“特权”就是带上全家人，而时间定在一二月间，就是要等孙子、孙女放了寒假才带他们一道出来。在这一趟原先预想的休息行程中，邓小平在沿途的武汉、长沙都没有发表太多的讲话，列车到了广东，邓小平没有进宾馆休息，他要出去走走。

视频片断：不会招摇过市吧？不会不会，您放心。是银行贷款办起来的，改革开放把政策搞活，经济搞活。

邓榕：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开始谈话，开始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所讲的东西是在198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了1989年，平息了我们中国国内的当时的政治风波，那么后来国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变化以后，他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很成熟的想法，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愿望，要这个时间把他讲出来，正好这时候到了南方，看到南方当时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同时看到地方上一些同志们对发展改革的继续大踏步的发展改革的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这就促使他更加地想把他的这些所想到的这些东西要表达出来。

邓小平：科学工作者出把力，摆脱被别人欺负的局面。穷了几千年，是时候了。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榕：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断地在讲，不断地在讲，有时候我们的记录，也没带纸，也没带笔，没有想，他从来不讲话，临时问服务员要一张餐巾纸，要一个笔，就服务员记帐的写菜单的那种笔，赶紧就在餐巾纸上记录，后来录音机也没有，当时就临时跑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回来，才给他录的音，南巡讲话的整个录音是到香港去买了个录音机。

等下平：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解说：《纽约时报》的记者汤玛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欢呼全球化时宣称世界10岁了，他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为全球经济形成的起点。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他当时已然洞察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历史变局又促使他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审慎思考，百年中国邓小平以他独特的务实与沉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方向，南巡是其毕生事业的巅峰之作，是其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盏明灯，南巡之后，邓小平深居北京家中，据说他的精力已经不复从前，每天的散步由18圈减少为12圈。南巡之于邓小平晚年的意义自不待言而邓小平晚年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更不待言。

邓小平留下未了心愿包括希望中国足球崛起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游行的队伍中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一幕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历史上。研究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以前的改革者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影响深重，既得利益者竭力维护旧秩序，但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值得探讨的是等效碰如何能改变中国，首先邓小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大陆的网络曾经调查“您认为邓小平影响最大的经典话语是什么”，按得票多少依次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充分显示邓小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全方位涤荡国人饱受的封建文化，培育了改革的土壤，使“文革中”扭曲的民族性格变得自由并勇于追求真理。事实上，在197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对20年后的历史作出预言，邓小平和他继任者的智慧和胆魄在于不断地顺应历史，不失时机地将改革向纵深推进，而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吴小莉：邓小平是中国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领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民众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否能够顺利地实施，关键也在于能否给香港的民众和祖国带来双赢的局面。

解说：1995年6月香港回归之前，《财富》周刊的一片报道曾经在世界上引起振动，封面上是大大的几个字，香港之死，4年后的5月9日《财富》杂志选择在香港举办全球财富论坛，编辑总监卡尔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尴尬地说预言并没有发生，那是一个错误。如果能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邓小平也许会会心一小，他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经他首创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后落实得怎么样，香港的明天是否会因此而更美好，其实“香港之死”涉及的是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表述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港府终于击退了“金融大颚”索罗斯度过了危机。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高达10.5%，是13年来香港最高增长率，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为是2001年5月8日《财富》论坛年会开幕晚宴上一个观察仔细的记者会发现会场的席号中没有任何与“四”有关的数字，美国人知道港人对“4”的忌讳，会场没有“4”，《财富》杂志因此对外宣称，香港没有“死”。当年策划“香港已死”封面专题的编辑总监在回答记者“如果现在《财富》为香港做一个封面专题你怎么形容香港”时，他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之都”。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十次获此殊荣。这是2006年12月20日一名记者在拍摄香港街头电子显示幕上的恒生指数，这一年香港经济表现极为出色，经济增长前3个季度分别为8%、5.2%、和6.8%。9月到11月失业率为4.4%，降至6年来的最低位，知道2015年香港依然在全球经济自由竞争力等多种评比傍上名列前茅，而且和内地的经贸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者，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己的理想、期许和心愿，最近二十多年，大多数梦想已被这位“打不夸的矮个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会超出设计者的想像，现实的复杂性又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然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比如政治体制革，比如共同富裕，比如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比如希望中国足球的崛起，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些未了心愿有些也正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实际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

吴小莉：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是伟人，因为他能够探察历史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动，洞察民众的渴求，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一般政客所无法作出的决断，顺民意而上解时代命题挽狂澜于既到，如果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无疑堪称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不但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传奇，也将自己的个人历史最终成为未来历史的出发点，而他的建树和思想依然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