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社会对于非政府组织(NGO)的理解一片空白，连如同孩童这样的想象都很缺乏。

准确地说，当时中国并非没有NGO。正如学者王名教授将中国NGO归纳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体制改革催生了大量GONGO(Governmental NGO，政府发起的非政府组织)，它们自上而下地承担政府转换下来的一些职能。二是民间层面，即出于社会需要自下而上产生的大量草根组织。“自然之友”便属后者。

在“自然之友”之前，一些政府主办的非政府组织早有存在。如成立于1979年的国家级环境非政府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以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等。

据后来一些NGO研究人士分析，NGO的出现首先是环境外交的需要，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中国政府需要建立非官方的团体应对环境管理和保护的国际化问题，于是在1979年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协会。其他原因还包括：为了吸引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为了利用国际专家资源的需要。

编制和经费常常是草根NGO最尴尬的难题。“自然之友”最初的300元注册费是梁从诫从他做生意的亲戚手里借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并未很好地开展活动，同样有经费原因。

在中国环境NGO遭遇淡漠的背后是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第三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正如“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所言，这次破坏，除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业化模式等传统因素外，增加了经济体制变动、道德和文化危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刺激等新动因，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严重性。

然而环境意识的淡薄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梁从诫和杨东平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大学作一个有关环保的讲座，听者不足30人。

更为顽固的是，多数中国人习惯认为，环保是政府的事，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和专家。1995年，梁从诫无不遗憾地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NGO传统的国家，很少有人想到自己应当、并且可以组织起来参与环保活动。”

在这种宏大背景下，“自然之友”的出现显然是个异类。它从推进社会性的环境教育起步。

如杨东平所言，“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开始，‘自然之友’开始了不自量力的‘启蒙’。为无辜的大自然的代言是那么微弱……然而，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

1995年9月，“自然之友”告别了“流浪”岁月，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暂借北京某公司一房作为临时办公室。此前“自然之友”一直在梁从诫家里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