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做舆论宣传。

毛泽东曾十分愤慨地批评赫尔利“及立体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国民大会是蒋介石独裁的表现，许多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中共也公开批评该会的召开不和程序。毛泽东说：“这件公案（召集国民大会），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赫尔利还极力为蒋介石作个人宣传。在1945年4月5日的《新华日报》上曾刊登：“他（赫尔利）常常被人问起关于蒋介石的性格和志愿，他的答复是：在对日长期战争中，蒋介石曾运用他所能有的一切力量。虽然，他并无法西斯心理。他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权力，抛给孙逸仙博士所主张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他正在为了他的国家而走向民主政府，那是他事业的目标。”在赫尔利嘴里，蒋介石成了“开明领袖”，而中国人民显然是误会了领袖的良苦用心。当时社评说：“他（赫尔利）还没有了解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没有了解中国的统一问题的真正症结。”所以赫尔利在判断蒋介石政权上存在很大的偏差。

3，不惜余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取向，推动走向扶蒋反共道路。

赫尔利在华言行遭到了国务院的主张“显示灵活对华政策”的反对，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三约翰即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谢伟思（JohnStewantService）和戴维斯（Johnpatondavies）是现实主义政策的代表。他们多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包括中共方面。他们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的政策，决不无条件的支持蒋政权，他们对中共寄予了较大的同情和支持。雷蒙。拉登曾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自由、民主和健全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达到的理想。共产党是美国潜在的朋友，不过我们也很可能轻易的坐失良机。”不幸被言中，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抓住机会。赫尔利对中国的无知再加上他的自以为是，渐渐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谢伟思认为：“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共的观点是误解与敌视的大杂烩。”他说“美国领导人从未充分理解或接触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几乎没有迟疑和摇摆过，不是中立就是极端敌视。无视中共的重要性和把它看作一个'全球'阴谋案团代理人这两种倾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无知、猜忌和不信任是采取正确对华政策的重要障碍。苏联一直是美国行动的无形压力。比如伊凡.耶顿就十分武断的下结论：“根据个人观察所得直接证据，加上其他旁证，可以确立以下结论：苏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左右着它的最大卫星国-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他所谓的个人观察竟是“所有的正式宴会他们（苏联使团成员）都出席，其团长总是坐在毛主席旁边”，以及“前使团中一成员和一名助手经常在毛主席左右，这二小组的头头表面上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而毛与传说的相反，看来身体完全健康。”仅凭这些荒诞的推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看来美国对中共相当敏感，已经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了。所以赫尔利的言行刚好符合了一些人的判断最后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一直执行了三十年。

在国共之间，赫尔利为什么会选择蒋？中共的《五点建议》与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孔华润中肯的分析国共：“确实，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他比国民党所能提供的任何纲领都重要。”另外据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报告：“我们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是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这个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然而，国民政府显然不是，美国方面也有认知，“该政府（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无条建议》是美国可资利用调整国共关系的有利时机，可惜赫尔利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次选择呢？

首先，这是把眼光拉到美国国内，抗战以来，美国舆论界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内战，主要报道的是国民党方面，中共一直处于被隔绝状态，仅有少数记名勇敢的记者到延安发回一些零星报道，如史沫莱特、斯诺等。但是对美国的舆论几乎是不起作用的，蒋介石才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中说：“在1937年即毛泽东在等上天安门之前的十二年，另一位中国领袖主宰着美国的头版新闻……《时代》杂志宣布由于蒋委员长及夫人的勇敢而授予他们这一年度的'当年伟人夫妇'称号”，更有甚者，蒋介是和他的夫人被誉为“最开朗最爱国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尤其是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一方面为中国抗战造势，另一方面“拉赞助”，积极鼓动美国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会议，并作了在美国国会的最有名的演讲，这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当时的全美各报对此演说均全文刊登，各界还发表了约3000多篇的社论和评论。所以蒋介石的攻心宣传还是博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以至于“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把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而赫尔利也受到了这些信息的潜移默化。他早已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他来华之前，“亲蒋”的因子在赫尔利的头脑里已经存在了。

其次，赫尔利和罗斯福的相互作用，我认为一方面对罗斯福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另一方面，赫尔利的行为又对罗斯福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赫尔利来华时，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罗斯福指示的任务是1．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2．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3．执行某些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任务;4．与高斯大使保持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