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上午11点30分，位于武昌江滩边金都汉宫的三楼贵宾休息厅，窗外依旧是一望无际的江水和彼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但这里，今天却少了一丝静谧。
在走廊尽处的一张长条桌旁，一名全身绿色系休闲装扮的女子正“埋头用功”，在助理帮助下为自己的百余本传记签名。因气温骤升，她脱去身上的D&G牛仔外套，而身旁不时冒出几名男女，毕恭毕敬递上手里的书：“子墨，我真的很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你能为我签个名吗？”
她，就是曾子墨，因主持财经类节目而“走红”的凤凰女主播，而近年来，由她主持的社会监督性栏目《社会能见度》，更让人们在她身上看到除睿智、难以企及以外，一份难得的社会责任感。
昨日，本报记者有幸面对面，对这位“凤凰宠儿”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第二次回乡的武汉人
城市公社：子墨你好，欢迎你回到家乡武汉，对于武汉有什么记忆？
曾：我父亲出生在武汉，直到念完高中才离开武汉到北京，之后就一直留在北京工作，武汉几乎已没有什么亲人，因此我只在小学时来过一次武汉，那时对武汉的印象就是果真特别热。而此次是第二次来汉，可惜行程特别紧张，如果你今天晚上再打我电话，我可能就已经在香港了。
城市公社：在凤凰台，你最初以财经主播这样的身份走进大众视野，直至现在，你依然在与众多高端人士进行对话。在这个精英男性为主的财经世界里，你作为女性，难道没有感受过压力吗？
曾：没有过多压力。首先你要具备一个基本心态，那就是你只是一个提问的人，无论与什么样的人对话，其实各自的身份都是平等的。
我不是天才，只是运气比较好
城市公社：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禀赋，人们有时称他们为天才，或神童，而你似乎就是其中一员，从保送人大到托福高分，再到进入摩根斯坦利，你对自己的经历有何评价？这种天赋又为你带来了些什么？
曾：首先我要说我绝对不是天才，也没有什么过人的禀赋。我在《墨迹》里其实也提到过，我这三十年的人生轨迹只能说是顺风顺水，再加上一点运气。比如我考托福，在做模拟试卷时从未得过那么高的分，正式考试后分数出来，我自己也有些不可置信，我想这就是我的好运气。
城市公社：那你的生活中难道就没有过什么坎坷或曲折？
曾：真正的坎坷和曲折可能没有，但我和所有正常人一样，偶尔也会感到辛苦和疲惫，但我个人心态比较好，因此也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困难。
城市公社：从财经主持转型为一个社会型节目的主持，甚而担当起一个直面真相的记者的职责时，你如何弥补专业上的缺失？
曾：我并不觉得专业对我的工作有任何决定性影响。比如《财经点对点》与《社会能见度》，虽然节目类型大相径庭，但其工作性质是一致的。还是我之前说的，作为记者，我只需记住我是一个提问的人，就事件谈事件。
城市公社：不管是你高考时选择当时最热门的国际金融专业，或是你从摩根斯坦利到凤凰女主播的转型，似乎多少都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考虑过自己真正期待的生活吗？
曾：每个人的机遇不同，我并不觉得我的每一次转型都有推手，这只是我个人的机遇，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短期内也不会考虑再次转型，因为有时命运不是自己能把握的。
我只能偶尔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
城市公社：《社会能见度》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名为《远去的思想者--顾准》，节目中你似乎有不小的触动，对于这些所谓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你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哪些人又令你印象深刻？
曾：其实，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大家的界定都是大相径庭。最简单地说，我们台里的评论员应该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我对他们都是欣赏的。但若进一步说，我倒想说说凤凰大讲堂上给我印象深刻的那些学者们。
凤凰大讲堂上曾有许多值得我钦佩的学者，这种感情，不单表现在对他们观点的钦佩，还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学风。其中，我很欣赏袁伟时先生，他说真话的勇气，还有对于历史的正确态度都令我肃然起敬。还有沈志华先生，沈先生经历比较坎坷，直到最后才终于被华东师范大学接纳为教授。他对历史有一种激情和酷爱，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特别快乐的生活方式，沈先生能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找到一个东西，而这东西又是他真爱的，并能投身其中，从中获得乐趣，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
城市公社：在最近一期《社会能见度》关于民航班机事件的报道中，看得出你做了许多的功课，报道基本上做得客观公正，但对于你而言，做到这种客观公正难么？
曾：难，非常难。对于《社会能见度》这类带有监督性质的节目，要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并不容易。一般而言，虽然最希望的程度是每次能采访到事件的责任方，但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此次的航班事件，我们就没有采访到当事方航空公司。《社会能见度》做了这么多年，或许偶尔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但大部分节目都不行，这也是我对这个节目最不满意的地方。
城市公社：今天下午，与你同为凤凰主播的梁文道先生也将在武汉某高校举行一场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的讲座，您知道吗？
曾：其实我前段时间在《锵锵三人行》上即和文道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也很赞同文道的这个观点。在西藏事件上，人们民族情绪高涨，这种热情应被理解。23号，我先于境外记者团到达西藏，在那里待了7天，我的看法是，人们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也需要理智考虑。
本报记者 许鑫 实习生 黄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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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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