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曾子墨自从被媒体传出穿着阿玛尼去艾滋村采访的消息后，“阿玛尼女孩”几乎成了她的一个标志，而她做的节目却遭受了忽视。曾子墨说她的职业偶像之一是美国王牌金融电视台CNBC财经节目《扬声器》的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假如玛丽亚·巴蒂罗姆身上的名牌服装知名度竟然超过了她的观点的话，她怎么可能成为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成为全美8500万投资人的重要参照？这也是曾子墨身为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无奈之处。
但看了她和她的团队做的《生命之痛：社会能见度》，却让人对她的职业品牌另有了一番看法。这是自2006年4月开始，每周四的一个节目。现在部分节目集结成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曾子墨说：“在那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精简得只有四五个人的团队陪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在边缘的城市角落，在偏僻的乡间田野，面对芸芸众生，用镜头，用心记录着转型期的中国。那些画面或残酷，或悲凉，从不美丽，但因为真实，所以震憾。”
3月20日晚上，曾子墨接受了记者的独家电话连线采访，围绕着这一本书的主题，谈了这三年来并非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但一直摆在她的案头的社会问题。也许她的见解并不具独到之处，但她的坦率、她的灵敏反应、她的平实谦和的回答、她的阳光笑声却真的有独到之处，也许这才是属于她的真正品牌。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从一个财经记者转向社会报道，开始做《社会能见度》？有什么事件或什么偶然的因素影响了您以及您的团队对新闻本职的看法？
曾子墨：我原来是做《财经点对点》的，但这个节目按照原来的设想做下去有些困难，因为中国许多官员、学家、企业家不太肯按照我们做新闻的想法来出镜，而他们如果出镜的话又想跟广告什么的挂点勾，这又是我们不愿意的。所以做着做着就把这节目的外延扩展开去了，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这也正好是我喜欢的，有兴趣的。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的社会，许多事情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会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这是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你看美国，如果街角上有一个咖啡馆，那很有可能几十年来它就在那儿，可中国就不一样了，街上的门脸儿几天就变样了，让人不认识了。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挺有意思挺让我兴奋的。我们会出一套书，这本《生命之痛》是丛书里的第一本，是关于环境污染、劳动保护、心理疾患等方面的。下面一本会做一些民族英雄，当代英雄，比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对体制有挑战的英雄。
记者：我看了一下您这本书的目录，其中包括了环境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心理疾患问题、法律问题等。对于这些话题的选择，当初有过什么考虑？有过什么总体策划？
曾子墨：虽然看上去有点乱，但其实总体上还是根据我们的一贯思路在做的，就是要反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这些也许并不美好的现象，告诉人们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新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做节目还得根据当时的新闻情况，比如邱兴华案子出来了，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就会进入我们的节目。当然，在成书时我们还是拿掉了一些内容。我们是做新闻节目的，只是想把事情反映出来，最终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让这个节目立住脚，把这个品牌保存下来，让它有10年、20年、30年的寿命。
记者：湖北襄樊翟湾村的故事是什么时候进入您们视野的？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曾子墨：一开始是通过环保组织，许多环保组织都会主动跟我们联系，向我们报料。然后我们派人去做前期调查。一旦核实情况，马上就开过去做节目。我们做节目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个癌症村的事其实其他新闻媒体已经报道过了。但环境问题不是一时一地的，整个流域都受到了污染，所以无法从根子上解决，只有通过环保组织向政府呼吁，在当地挖了口很深的井，有120米深，这么深的井水，等于是在消耗人类后代的资源，把地下的深水现在挖来用，今后怎么办？我在那个翟湾村采访时看到村长和村支书关系特别好，这可不同于在农村的其他地方，一般来说，农村里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村干部之间会出现的问题，那儿就没有。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水污染造成的癌症。我们组去采访的时候是住在襄樊市里的，没敢喝当地的水，我们一般去那些地方采访都不喝当地的水，喝瓶装水或是矿泉水。但是吃还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也都闹肚子疼，没有吐，就是疼得不行。但想想我们不过是这么两天，村民可是成年累月都在这儿生活的。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是太清楚了，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后来都投入了很大力量来帮助他们，应该会有很大改进的。
记者：在您去过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地方的环境给您留下过美好印象？引起过您的思索吗？
曾子墨：唔……我想是不丹吧。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小国家，只有4.6万平方公里，那儿的空气真是好极了。当然啦，那里没有工业。所以，我采访了许多人，想听听他们对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怎么解决？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叫我满意的。我也真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挺悲观的。这真的是个两难的问题呐。
记者：作为同行，我非常关心的是，采访环境问题对您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您个人最大的触动是什么？比如翟湾村的白河水问题，是发展与环境的一个矛盾，您个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是否与有关部门的官员讨论过？
曾子墨：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只能进行单方面的采访，不能达到一种双边的平衡状态。比如像翟湾村那样的癌症村问题，我们只能单方面采访患病的村民，听村民的反映，没有采访造纸厂方面。村民说造纸厂是晚上偷偷在排污的，但我们一则为了安全，二则也恐怕守不住，所以没有去偷拍。如果要采访污染企业，我们就只能用正式的办法，打电话过去，说我是什么什么媒体的，想找你们谈这个问题，对方一般不买账，很快就挂了电话。
记者：作为同行，还想知道的是，邱兴华案曾经轰动全国，在法律界尤其争议纷纷。国内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您们的报道独到之处在什么地方？
曾子墨：现在做媒体都很不容易，竞争也激烈，我们也不太可能搞到独家的东西，所以，要我说在这个报道中我们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那可说不上来，但我们不是从法律方面来做的，因为我们定位不在法律上面，我们也不懂这个。凤凰台有专门做法律方面的节目。我们只是从感性的方面来展示这个人，让观众对心理疾患有认识。因为在转型期国家，一切都在变化，常规被颠覆，常识被推翻，习惯在改变，生活的速度加快了几倍，心理疾患就大幅增加了。不要回避这个现实，要正视它。
记者：作为媒体人，自身也成为媒体瞩目的对象，感觉如何？对于职业有帮助吗？可以说说您心目中的职业偶像并给出理由吗？
曾子墨：我当初做财政节目，心中的职业偶像是美国的玛丽亚·巴蒂罗姆。美联储主管们表示，他们翻开《商业周刊》时，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她的专栏。她曾采访过美国商界几乎所有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人还接受过数次采访。后来就是巴巴拉·沃特斯，她非常有技巧，能让采访对象在很松驰的状态说话，结果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拓展。至于我现在的社会名声，对我的职业并没有什么帮助。我去采访什么人还得通过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也许对方听说了我，认为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才信任我上我的节目。
钱江晚报记者文敏（原载2008年3月24日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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