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须增加选举民主成份

郑永年：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说刚才周先生所说的，一个代表的产生过程，你怎么来产生。现在假如说你产生的过程，你是政党也好，民主党派也好，执政党也好，或者其他的利益集团通过这种潜规则进入这个系统也好，其他的社会部门就没有这个代表性，如果是能扩大这个选举的程度，我是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全国人大，我觉得全国人大就要增加它的选举民主，选举民主并不一步走，马上直接选举，像刚才周先生建议很好，从基层做起，从县市做起，我觉得这样会改变很多。

郑永年：政协的功能我觉得也是一种协商的功能，我觉得全国人大的功能和政协的功能应当区别开来。我自己认为全国人大应该是中国的主体民主，中国的选举好多地方都必须发生在全国人大这一块，政协的功能更可以强调，我把它称之为民主的改进，民主的补充，协商的功能更多一点。

全国政协应成中国民主补充

郑永年：所以两会，我是觉得全国人大跟政协应当分开来，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功能，另一个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现在很少，非常少，十来个专门委员会，要增加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要大大增加，专门委员会的代表性也要增加。

邱震海：非常感谢。我想当我们谈到两会碎步走改革的时候，其实第一个问题代表认可性如何进行代表，如何使中国更多的社会功能组别进入中国政治生活问题。但是撇除了代表的遴选问题，撇除了利益集团的代表问题，中国就目前的机构之下，两会的监督程序如何展开？

邱震海：每年举行的两会能不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碎步走或者小步走的一个基本平台，或者试验田。刚才在第一、第二部分，我们大家都谈到了两会代表遴选问题，包括两会如何体现中国更多社会功能界别、更多利益集团，一个认可性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即使撇开这个问题，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在现有的代表遴选机制，以及它的架构底下，两会的监督如何实实在在到位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海和新加坡继续请出二位嘉宾，二位好。

“两会”热点与社会关注热点重叠

邱震海：坦率的讲，其实我们不能说两会啥事也不做，其实我们发现每年3月份，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应该中国媒体非常热闹也非常繁忙，而且社会关心的许多民生热点问题，在两会期间也都关注到了。

“两会”监督何以尚不到位？

邱震海：但是关键问题，关注是一回事，两会关注热点和社会关注热点是重叠的，但是重叠和关注是一回事，两会真正能不能做到到位的监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我个人的浅见，涉及到后面更加深层的问题，两会怎么在现有的架构下实行它的监督，以及它的监督的程序、方式、过程如何展开，有关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高见，周先生。

80年代：人大曾有质询制度

周瑞金：在80年代的时候，人大的监督功能还是比较全的，当时有一个质询的制度，对政府部门提出问题，要求政府部长，至少是部长，或者是副总理出来回答问题，来应对代表提出的意见。这一个我们大概只实行了两三届，后来就取消掉了，也可能在这个会上引起了人大和政府之间关系、国务院之间关系好像有点紧张。

质询曾致人大与政府紧张

周瑞金：其实作为人大民意机构实行对政府部门意见的质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民主政治程序当中是很自然的东西，我认为这一点通过改革是可以恢复起来的。

邱震海：永年兄，其实刚才周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大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其实从一个成熟民主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议会，如果我们称人大是议会的话，跟政府关系如果紧张，某种程度紧张，本来这就是监督权力牵涉的其中之一，关键问题未来中国如何展开这一方面的监督，在哪些议题，哪些程序上，您有一些实实在在可以操作的建议？

全国人大须监督政府用钱问题

郑永年：我是觉得，基本根据中国的宪法，其实全国的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它是监督政府，与刚才周先生所说的，我们监督政府这一块没有，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假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去年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来了那么庞大的拯救经济的计划，但是到去年年底，好多钱花不出去，关于廉租房，关于低价房的东西没花出去，这个东西全国人大要不要监督。假设1993年就说了，教育预算要在GDP的4%左右，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现在还没有落实，现在人大代表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权利监督政府落实这个行为。

邱震海：还有很多舆论在呼吁财政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