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全面决裂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先爱国我肯定是支持，我想肯定所有人都会支持，但是对于有些观点，就是所谓的新爱国主义在书中提出来的观点，引申出来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或者说是这种判断，我个人还不是很赞同，包括像刚才宋先生讲到的，有条件的决裂。
在现代中西方的这种关系处理的过程之中，包括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已经进入这种紧密的相互依赖的互动，这么一个全球社会的阶段之中。中国跟世界的互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能再以过去那种，包括冷战，或者冷战前，那种弱肉强食，或者是你死我活的临河博弈的心态来衡量、来判断，并且以此来作为决策依据，这样的话，只能会伤人害己。
中西冲突：双方均存在问题
信强：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现在对于西方，我们是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这点我也承认，西方同样对我们也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原因一部分因为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另外一部分也是我们本身存在问题。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双方都能够比较理性的、平和的，以一种中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
宋强：信强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想讲一点，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我们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内政的愤懑在瓦解、消解我们国族认同的底线。
冷战后：丛林法则依然存在
宋强：第二，怎么去理解“有条件决裂”这个意思？是针对现在的一种，我认为是比较严峻的一个局面，确实不是说冷战的思维，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冷战的现实你说没有了就化解了，或者说丛林法则，你要从道义上去批驳它，它就自然的去消解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如果说用现实主义的目光来看待这些状况，就是说中西方撕掉温情脉脉的这种面纱，我们进行博弈的一种状况，我觉得有条件决裂，它是有它的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前提的。
邱震海：好，到底如何来看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今天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不是还等同于过去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前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当西方用傲慢对待中国的时候，到底是西方本身产生了盲点？还是在中西方沟通过程当中产生了问题？有关这个情况，我们继续请听杜平先生的意见。杜平。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震海，你好。
邱震海：你的理解怎么样？
“新爱国主义”语焉不详？
杜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宋强先生，他书上讲的那些新的名词，我觉得也不太了解，什么叫“新爱国主义”？如果说用新爱国主义来否定过去的爱国主义，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
中国外交须有现实主义思维
杜平：但如果说从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来讲，我觉得首先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应该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在外交上，也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好好正确去面对。
中国民众应降低对西方期待
杜平：那么中国民众好像对其他国家的期待，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期待，好像比较多一点，其实应该是把这个期待降低到最现实的低水平，或者是用“性本恶”这三个字来提醒自己，不能指望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更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言行，都会自动的配合中国崛起的目标，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的不现实的。所以要记住，我觉得在面对各种非议、挑衅、干扰、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民众的反应应该不是徒自伤悲。
邱震海：宋强先生，他们的书《中国不高兴》中，其实不光是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意思，同时更多的表达了一种要亮剑的这么一种精神。当中国不高兴的时候，就必须要持剑经商，要亮出自己的底线，同时要有条件的决裂。所以从宋强先生他们的观点来说，其实这正是中国用新爱国主义应该展示的某种方面。您的观点怎么样？
“持剑经商”不能成为国策
杜平：这是一种想法，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我刚才就讲到，如果你自己想强硬的话，你硬得起来吗？凭什么呢？主观上不敢，不是说主观上不敢，而是在客观上，有时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国际的现实的利益关系，考虑到自己的实力，也更要考虑到你做出“持剑经商”这样的行动，对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我觉得从基本的情绪来讲，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可能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可是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来执行外交政策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理解。
宋强：可能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
情绪化反应容易产生误导
杜平：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对于西方国家这些错误的言行感到愤怒，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本能的情绪性的反应，情绪化的反应反而也很容易被别人瞧不起，或者是被认为是一个弱者。
邱震海：好，我想讨论到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渐渐有点清楚了。当中西方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如何与西方进行沟通？双方到底如何以各自的精神面貌，各自展现在各自的面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整体的国民，中国未来的整个一个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中国国民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