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现在如果让我们从海外和国际的角度聚焦一下，到底如何来评估中国官方和民间这次奥运会期间的整体表现，我们请两位嘉宾，一位是杜平，一位是叶千荣先生。

等一下我们请朱利安先生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在当地的感受到底怎么样。首先我想请三位从整体的一个角度来评价一下，看看这次中国官方和民间在奥运会期间，各位整体的一个评价到底如何？

中国办奥运：高标准严要求

杜平：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那么多年，改革开放30年，一直在学习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次在奥运会当中看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特别是一些志愿者、服务者，用奥运会的标准，就用世界上最好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行动，要求自己的言行。按照这个要求，能够达到他的目标，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历来一个最大的变化。

那么大的国家，原来也是因为刚才你在开始讲的，比如说有的人担心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情绪之类的，就是中国强大的，可能不服，可能不太接受外面的要求。但是中国做的很好，这次基本上完全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从民间到政府，或者是从政府到民间我都觉得做的很好。

邱震海：千荣兄，从日本的角度你怎么观察？

京奥过于执著“无可挑剔”？

叶千荣：我非常同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追求一种无可挑剔的境界。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媒体有相当多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来挑剔，于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展现了相当大的无可挑剔的层面，但同时这种试图追求无可挑剔的心态，本身因为对方提供了一些可挑剔的层面。

家丑：多元社会自然环节

叶千荣：因此我们提供了一流的场馆设施以及一流的安保管理，还有非常出色的、充满献身精神的志愿者。但是在如何与西方媒体相处、与记者相处方面，在如何把一个身上像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一样，这个社会也是有许多问题的，也是有许多不满的。这样一些家丑，如何也同时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正常的姿态，我所接触到的许多记者，当他们离开东京在出发之前，他们所得到的总部的指示，都是希望他们去寻找大气污染问题，和上访村的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问题。

日记者接受负面报道指令

叶千荣：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好很多，天很蓝，空气相当不错，交通堵塞也没有发生，同时恐怖事件也没有遭遇。

邱震海：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一方面是体现了中国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也凸显了中国的一些问题。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在观众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收到了一些观众的评论或者观众的来信。

首先有一封观众的来信是这样说的，他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是凸显了中国的整体实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说提高了民族整体的士气。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开明与开放，更容易使民众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对于一个正亟待改革的国家来说，无疑会产生一种自高自大，不愿求变的消极影响。

另外有一封观众的来信这样说，他说奥运是中国的一大盛事，百年的梦想如今成功了，政府应该更有信心去进行更深层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媒体、教育、文化领域，国家的强大无非是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文化体制，真的希望中国能在后奥运有所改变。

新加坡的杜平兄，你怎么看刚才的两封观众来信？

后奥运中国的“变”与“不变”

杜平：两封信里面都谈到变，一封信是担心中国奥运会以后不愿求变，第二封信也是呼吁中国在奥运会之后要有所改变，这个正好是我想要讲到的部分。因为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提到无可挑剔呢？就是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的经济增长，高速度，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就是因为他是无与伦比的。

京奥集中折射中国深层问题

杜平：但是在无与伦比当中，可挑剔的东西太多了，经济增长那么快，其他的事情全部或者是淡化了，或者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在到奥运会之前，为什么那么多人挑剔，就是因为过去忽视了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追求。

京奥成功伦敦有压力

杜平：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英国媒体昨天我都已经看到了，就是他们感到也有一些压力，就是说北京奥运会把成功这两个字的标杆，有了一个新的高度。担心将来伦敦在大的方面不如中国，但是对中国本身来讲，我觉得应该更加感到有压力才行。因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你可以看到，从缓解交通、治安秩序，包括一些社会和谐等等，在这方面都做到了比过去更好的一个新的高度。

后奥运中国只能进不能退

杜平：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北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止是北京，全国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叫只能进不能退。你不能也不应该再退到过去那个时候，而应该比现在好，至少要保持北京奥运会这样一个水平，甚至应该比这个更好。这就是刚才封信里面讲到的，如果不愿意求变的话，中国可能举办奥运会的意义，对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进步的意义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