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傅教授，您觉得中日两国的老百姓之间要加强往来。但具体来说，到底有没有哪些机制上的东西，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依赖的？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方面，1963年就签定了一个《爱丽舍条约》，其中非常详细的规定了两国部长级的官员要三个月见一次，两国处长级的官员，要一个星期见一次，两国年轻人之间，每年要有多少人次之间的往来。您觉得在中日之间，目前有可能建立这么一种机制吗？以一个美国专家的观点。

傅高义：很可惜，二战以后，德国跟法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了，他们需要合作。那么日本跟中国当时因为冷战的情况，没有办法借鉴。现在中国人跟日本人说话，他们不是二战的有经验的人，都是60年后的，所以年轻人一开始应该互相了解，我想日本人的确也相信他们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们跟中国的沟通也不太好，还有有些日本的右派分子说了很多不可相信的话，所以他们是妨碍中日老百姓沟通的关键。

领导人的意志在中日两国关系中占了很主要的地位

邱震海：傅教授，您说中国的领导人要去教会中国的老百姓来正确的面对目前的一些现实。那按照您的观点来说，其实领导人的意志在两国关系当中是占了很主要的地位，是这样的吗？因为现在我们按照日本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是日本的领导人在顺着民意走。

傅高义：我完全同意，领导人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要统一思想，做好工作，需要领导人统一思想。

邱震海：但有时候，恰恰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民意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看到，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他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在顺着日本的一部分右翼的民意在走，而使他不得不，比如说去参拜靖国神社，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作出一些强硬的表示。在这方面，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他能够作出他自己比较强势的一种意志吗？

傅高义：不一定是很容易，因为如果领导人没有很多人支持他，那是很多人都不容易同意。我觉得最近日本政治的一个问题，是领导人不容易统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需要统一思想，对于二战，我不想再做那样的做法，不想再做那个中国仇敌的国家，我想的确他们是这么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声音不够清楚，我是这么看。

邱震海：对，确实日本的领导人需要有这么一种道德的勇气，就像上个星期我采访了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施罗德和今天的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们的父亲曾经在60年前在战场上是死敌，但今天，他们的后代同样可以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杨大使，我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中日的领导人之间，能够显示出这么一种友谊，或者中国的领导和日本的领导人能够发展出这么一种领导人的强势的意志吗，来引导中日关系。

杨成绪：我觉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亚洲地区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日作为两个大国，必然要重视各自的关系。我相信，今后我们两国领导人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去，就是说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我们应该说服我们两国的人民，来共同的加强和改善两国的关系。

邱震海：中日关系向着理性务实的方向发展可能是大势所趋，当然入常问题如何，那又另当别论。正如我在节目开头所说的那样，不管中国人是否愿意面对，如何看待日本要求入常，将是中国人终将绕不开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作出类似支持或者反对那样简单化的表态，而是希望通过直面日本可能再次争取入常这一事实，来启发中日两国的人们，思考两国关系和双方人民心理结构中一些非常深层和微妙的东西，并在理性而不是情绪化的氛围中来思考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到时候所谓支持还是反对，反倒是次要的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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