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原记录如此。这里显然是指长征以前中共在中央苏区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义意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热烈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受斯大林委托来了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做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阿·米高扬

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