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大公无私自许的卢武铉，最终陷入韩国历届总统无不涉嫌的腐败的怪圈，身蹈凄惨的结局，这场悲剧从另一个维度上揭示了韩国民主潜藏的忧虑。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年代里，西方人始终对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的出众表现感到迷惑，这种感觉与他们对近年来中国的高速增长的茫然不解相映成趣。这些亚洲国家的实际表现违背了教科书中的理论。日本和韩国采取了西方式的选举机制，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传统的模式，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取得傲视全球的发展成绩。

除了一段极其短暂的时间之外，日本政坛一直为自由民主党所牢牢把持。而日本政府在西方式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依然保持着东方式的国家统制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后的黄金年代里，日本岩浆迸发式的经济增长赢得了举世艳羡，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横扫千军，那些大学一毕业即进入通产省工作的技术官僚被西方人视为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巫师，以至于一些人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哲学本身的正确性发出质疑——不过这种怀疑论在后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时代便逐渐沉寂。

比较而言，韩国带给西方的惊奇要稍晚一些。它的经历与日本相比具有更多的波折与痛苦，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在崇拜希特勒的朴正熙将军的主持之下，通过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韩国竟然也向世界奉献了一场“汉城奇迹”，而这场奇迹的基石正是官商纠结的财阀体制。这样的经济治理机制在西方学者看来简直是愚昧的离经叛道，但事实证明，它确实没有影响韩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增长，不过严谨地讲，我们不能因这种体制与经济发展相伴，便在二者之间推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

时至今日，韩国的财团仍是一种蒙着现代公司面纱的家族企业:三十家大财团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相互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持股与人事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依旧是一种纸面上的假象。像日本的大公司一样，它们可以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从银行拿到大量的贷款，以至于在全斗焕执政的年代，银行就被嘲讽为“财阀的金库”。逻辑上而言，如此庞大的财团力量必定会对政治体系产生某种操控力，连号称“清廉先生”的前总统金泳三与贫民出身的卢武铉都先后不免涉嫌腐败，确是证实了这样的推断。

从李承晚的年代开始，不论是文人掌权还是武人秉政，财团给予政府大量政治献金，而政府则在信贷、融资、出口等政策上投桃报李，这一直是困扰韩国政治的痼疾。与此相关的疾患还有频发的营私舞弊丑闻，封建家臣式的任人唯亲的施政，以及充斥着门阀与地域利益倾向的政治派系。朴正熙、全斗焕等人以对财团的鼎力支持换取经济的发展成绩，为执政地位换取合法性，也为践踏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换取通行证。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政商之间的链条变得隐秘，但其强韧度也许并没有降低。

从政治方面而言，韩国仍然处在与其漫长的威权主义传统的道别期。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武铉是被这种阴暗传统吞噬的又一位受害者。在民主化二十多年之后，韩国依然没有摆脱派别斗争的阴影:新政府将自身的合法性构建在对旧政府的彻底否定之上，这样的倾向或许部分解释了李明博政府为何对卢武铉穷追不舍。而卢武铉的自杀将为韩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政治夙怨的循环报复画上句号，还是成为这场争斗新的引爆点，仍然有待判断，不过从现有的情势观察，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四

每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会为其民主化进程留下深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卢武铉的自杀也许是一种具有文化意味的隐喻。一位政府官员为捍卫清誉或保护家人而不惜殒身以殉，这种激烈的做法似乎与现代政治在气质上完全不相契合，而更像是从东亚各国的古书中摘录出来的忠烈轶事。诸如此类超乎常情乃至匪夷所思的故事，由于在东亚各国的历史记载中过于频繁地出现，历来带有一种历史造神运动的嫌疑，但爆发在世人眼前的鲜活事件表明，我们有时过于低估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主宰力。一位以林肯为偶像的现代国家领导人选择儒家式的杀身成仁的解脱方式，凸显了东方传统残存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亚洲价值观与现代民主如何兼容的问题。

作为东亚国家的代表，韩国是当今世界诸多民主国家的一员。它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相对较为平稳的民主化，它的人均GDP已经可与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比肩，它加入了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它1988年在政治动荡中举办的奥运会赢得了全世界的惊叹与肯定，在那五年之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也被奉为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在城市面貌、民众装饰、年轻人的思维方式方面，它和西方国家几乎毫无差别。

但卢武铉之死诱发的政治动荡风险表明，韩国的民主仍然缺乏足够的韧性，一些突发事件就足以让它步履蹒跚，仿佛一辆华丽的列车依然行驶在恶劣的轨道之上，一点小沙粒就会带给它脱轨的危险。像对待泰国等国家一样，我们有时高估了它们的免疫力，忘记了它们在很多方面仍是民主的新生儿，仍需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除了拥有选举制度之外，它们仍需克服在政治结构、社会习惯乃至社会心理方面的种种障碍。它们需要培育健康的公民社会，为各阶层的利益博弈创造更具包容性的氛围。

虽然卢武铉之死带来的新闻价值，迅速地被朝鲜举行核试验的消息所淹没。但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始终值得人们深深铭记。卢武铉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他以生存的方式所不能实现的影响力，他的自杀代表了一种决绝的、武断的、挥之难去的旧式心理。从某种意义而言，在卢武铉投崖的这一天，潜藏在东亚各国发达与繁荣表象之下的旧日幽灵，突然闪现了一下诡异的面容，随即消失无踪。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追踪这些幽灵的脚步，深入依然旋绕在亚洲转型社会之中的重重迷雾，以寻求与它们在光明之下冰释前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