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上个世纪这一百年，它很快会变为清代，它会变为明代，它很快很快，我们认为它很遥远，但是它很快会变为明代清代，我们中华民族从汉代，汉代我就说这几千年以来吧，它是一个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福禄寿喜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一直下来的。你想想在十九世纪就是一百年前，我们俩谈话，我们俩就是一根长辫子一甩啊。女孩子这么小的脚，现在女人脚从十公分变成二十五公分，男人辫子没有了，我现在可以剃这个光头了，这多爽啊！
这个变化就是一个人体表面的变化，但是精神上的束缚呢，身体上的束缚给解开了，精神上给解开了，然后物质才会极大的丰富，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人口然后城市交通运输通讯，那种变化简直是惊天动地的变化，这变化简直是可能是我们，这一百年的变化可能跟我们五千年的变化可能都可以，可以四千九百年加这一百年可以这样的。
被残害致死的抗俘们怎能安息？
二十世纪这100年，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100年。回眸它的上半叶，这是一段充斥着战争和硝烟的岁月。凡是战争，就会有战俘。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一场以原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抗击武装到牙齿的钢铁虎狼之师的不均衡战争，战俘的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出于民族自尊，也是由于我们文化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我们刻意回避和忽略了大量抗日战俘的存在。樊建川则用大量从日本买回的资料构建起这一刺痛民族伤疤的特殊记忆，因为他看到了战俘的另一种抗争，看到了弱者的另一种强大，看到了败者的另一种尊严，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汉语新词汇：抗俘。
中国抗俘纪念馆，它的外观活像一座冰冷无情的监狱，然而监狱中的一张张面孔，却是鲜活的。这些图片，大多来自樊建川多年收集的日本随军记者的作品，每一张都代表了一个或一组抗日战俘不为人知的悲惨命运。
日军对待俘虏的残暴臭名昭著，这些战俘，绝大多数都会被残害致死，但是，肉体上的折磨可能远比不上心灵的懊悔和自责。如果再加上同胞的鄙视和误解，那么这些照片中一个个不屈的灵魂，又怎能安息呢？
樊建川：曾经有一个领导看了我们的博物馆以后，看了我们的那个战俘馆以后，出来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很郁闷的，我不能用其他言语来表达我的心情，他说他们为什么不自杀？
这是一个部级领导，正部级的领导，我只能用郁闷两个字来讲，当时他其实他这个话问得很尖锐，其实我哑口无言，其实当时我想，话到嘴边上了，樊建川虽然是比较土匪但是我还是不敢说，因为他领导，我可以告诉他，我说某高官，你出这个门，上来三个歹徒，两个人一人一把手枪，另外一个拿一个杀猪刀，杀猪的，抵住你肝脏，心脏，脑袋，钱拿出来，你肯定不愿意当俘虏，你就自杀，你就往枪上撞嘛，你往刀上撞嘛，你肯定不会是吧，你肯定把你的钱包括你的信用卡全部给别人嘛，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判断的观念绝对不能分裂，不能分裂。
2006年7月，经过一番查证和思考，樊建川给抗俘馆中的图片附上文字，出版了《抗俘》一书。在书的自序中，他这样写道："考证写作这100余则短语小文，我只感觉到两个字：沉重。"
樊建川：我写《抗俘》这本书，我经常就自己就埋在桌子上写不下去，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照片，我看一张照片是那种蒙蒙阴雨中间一群战俘打着白旗，这个白旗是日本人强迫他们打的白旗，然后裹着毛毯，有的裹着大衣，凄风冷雨，站在那，很丧魂落魄的样子，但是我就讲他是中国人的战士啊，他们没有躲在后方，他们上战场了，他们技不如人嘛，火力不如人嘛，兵力不如人嘛，战斗力不如人嘛，当了俘虏了嘛，我当时真是想我说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就我是个当兵的，我就特别想我说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去这种，凄风冷雨吧，或者一起享受这种屈辱或者一起去被日本人杀掉，我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参加的感觉。
十岁孩子 今天家中小皇帝 当年已上阵拼命
主持人：你看这个年轻的士兵也就是十几岁，也就是十几岁,实际上在今天看也还都是个孩子，可是他们上了战场，而且英勇地抗争过，而且已经负了伤了。
小兵张嘎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童子军"了，然而现实中的童子军却往往没有张嘎那般的传奇。他们装备简陋，身单力薄，但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仍毅然走上战场去面对穷凶极恶的鬼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场上成长起来，而另一些人则在战争中过早地夭折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中国的战士。
樊建川：这个小孩子叫季万方，很有幸的是日本人给他留下了名字，他是个45度角，这个是立正的，立正的一个45度角，这个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他现在面对的是我们，当年面对的是日军，当年面对的是日军，他的这种凛然正气，我觉得这真是，你看对侵略者这种仇恨，还有这种坚强，都令人非常感慨。
我还有一张，还有一个画面，你看，这是我收到的抗战军人里面最小的年龄，十岁，十岁的男孩子现在在干什么，吃麦当劳还得哄着他慢慢吃，早晨哄着他吃鸡蛋十岁的男孩子。十岁的男孩子已经上战场跟日本人拼命了，你看他被抓住以后你看这个眼睛，胸脯，对日本军人这种仇恨，这种坚强，特别精彩。还有这儿，你从这看，这个日本军官是不是他显得很纳闷儿，而且很惶恐，我认为他是一种，为什么呢？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他带领这队日本士兵攻占了一个村庄，结果他发现他的对手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所以他感到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纳闷，甚至是一种惶恐，甚至说惊慌失措，他觉得：哇！中国人是这种拼命法，我们很困难了，他肯定他心里边有这种惊恐这种体现。像这种照片实际上要感谢这帮日本的这帮随军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瞬间，实际上这三位孩子三位抗战的少年，我认为也是一尊完整的一个塑像。
苦难女兵的英勇、镇定与美丽
主持人：如果说被俘的抗日士兵饱受着肉体、自责和同胞鄙视这三重苦难的话，那么抗日女兵们一旦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苦难可能会变得更加深重。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们的英勇、镇定和美丽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樊建川：这儿就是什么啊这是女兵，女兵就多了一层痛苦了，就是做慰安妇。她们被迫做慰安妇，就多了一层痛苦了，你看这个表情，你看这个日军的这个表情，她们就是羊入虎口了，这是武汉会战里边的一个后方医院，就病人们伤员们全部被日军杀害了，然后五名护士都被抓去做慰安妇。
主持人：在女兵俘虏的照片中，有一张被樊建川称为"面对侵略者最完美的照片"。被拍摄者名叫成本华，一位20岁的我军女指挥官。
樊：这个成本华呢，成本华我觉得特别感慨的是，这张照片后来广为人知，这是在安徽和县，她是指挥官，被日军俘虏。但是，这张照片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我居然找到这张照片，据现在大家考证就是说她被日军俘虏以后，这位就是壮士她还活了四个小时，那么按照当时日军的胶片还是比较珍贵的情况下，我估计可能就这两张照片，但是她一直就是这个姿势，笑，微笑，很不屑的。
樊：就是要舍生取义，我就是要快乐的死，就是我觉得死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就是为民族解放的事业，这种姿态令人实在是难忘，你看她的那个战友对她的这种表情你都能看到这种令深难以言状的这种情感。我就想以后战俘馆，我特别特别希望我们的战俘馆这么发展下去，它最终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最终的作用是希望总政治部的干部有一个条令，有一个规定，被俘了以后，回来以后待遇是什么待遇。
樊：我相信肯定会有这一天，肯定会有这一天，他如果是一个战俘，他没有变节，他履行了这个战士的职责，他在弹尽粮绝的时候被俘，他保持一个中国人的气节他一定能够受到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博物馆的意义，它可以从一个虚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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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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