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仁镇的办公室里，沿墙一溜文件柜里全是樊建川独自分类整理出的文革文档。每个塑料袋里都附有一张樊手书的内容简介，情之所以，他往往会批注诸如“此件展示苦难中的人性，惨惨！”之类字样。
樊建川收集的数万件文革日记、书信、档案、判决、自杀遗嘱中，其后都曾有一个生命的挣扎、迷惘和苦难。两鬓已现白发的樊建川，虽整日浸泡其中，每每介绍起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往往还是情难自抑：“唉，我们中国人哪，这一百年经历过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苦太多了，但这么多历史一直被扭曲，没有人来梳理整理。”
樊对此有种当仁不让的使命感，认为是时代安排他来做这项工作。
一位樊的朋友说，樊身上的古典江湖侠气和狂热的使命感颇能打动人：“像这种自己的事都忙不完还为中国操碎了心的人，以后再不会有了。”
不理解樊的人还是多数，樊周围的生意伙伴中，喜好收藏者不在少数，但与樊的不务正业不同，大家收藏只是玩玩，且收藏几乎不离字画、金石玉瓷一类古玩。樊也曾跟着生意上的朋友高雅地玩过票，但大家很快就不带他玩了，因为樊被认为没品位，大家一起出去，他老是对成堆的垃圾和废品更感兴趣。——前几年，樊建川收破烂出名后，有段时间每天公司能接到一个集装箱的破烂。
虽然樊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但始终对字画之类的收藏提不起兴趣。“我喜欢那些有烟火气的东西。”樊这样解释与其他玩收藏者的不同口味。
他的妻子和在国外读书的女儿对博物馆事业毫无兴趣，樊亦不认为他的收藏属于家族财产。
他喜欢对人强调，之所以能花费不多却搜集大批文物，首先得益于他大规模收藏文物时，正值1990年代中国人大规模换住房，无数旧物被当做垃圾清理出门，无人意识到这些破烂的价值；其次，很多人感于他的赤诚，主动捐赠。所以，得之社会当回馈社会。
樊建川两年前即准备了遗嘱，以备自己万一突然遭遇意外，收藏散尽，故申明把其他财产和收藏、博物馆事业分开，后者转给国家或社会。为此，樊正筹建一个文化基金会，以管理他的身后事业。
樊建川有种惶惶不安的紧迫感，因为他知道，全世界非依托企业型的博物馆，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国家专项拨款资助能存续下去的，但樊试图突破这一极限，靠一己之力能独立活下去。他生怕自己死在博物馆能赢利之前。
“纸寿千年，可我很快就要死掉，我死掉文物怎么办呢？所以我必须要赚钱，让它生存，这博物馆现在就像个没学会谋生的傻儿子，老子怎能放心死得？”
精于计算的投资者
樊建川身上有着某种成功的天然禀赋：热情、能说、能写、善于动脑、坚忍不拔。
当年，他眼睛近视，征兵蒙混过关被人检举后，不死心地找到接兵军官，毛遂自荐表演了一番吹拉弹唱手艺，奇迹般被军官看中带走。
在部队，樊不但成为特等射手，还是上过军报的标兵；转业地方，“不善于做官”的樊建川，又因在国家级学术刊物连续发表文章而被上级看中，五年内完成从最基层办事员到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升迁。
1993年，樊建川在可能变成宜宾市长时，辞去了这份使他越发觉得无法忍受的工作，到成都创业，5年内又从一个打工者成为“一个中等企业”的老总。
据熟悉樊建川的人称，樊的房地产业经营得非常稳健，投资中从没犯过错，因此颇得股东信赖。
谈到他耗费甚巨的收藏和博物馆业，樊建川经常会得意扬扬地话锋一转：“当年说我收藏的都是垃圾的人看到了吧，字画啊什么的，这些年也就涨了十倍，可文革文物却涨了上百倍。如果这算长远投资，事实证明还是我更有眼光吧。”
除了上千万件文物，樊手上捏着的最有升值潜力的，是前几年在它们还是漏风漏雨、长满蒿草时从当地单位手中买来的14个刘氏家族老公馆。
当年，统治四川的刘氏家族集全川之力营造的这批老公馆，无论面积、规模还是建筑园林艺术水平，均远高于一些著名的私家旧公馆或庄园。被辟为国家博物馆的刘文彩庄园只是这众多庄园中较小规模的一个。樊以5000万元买下这批藏在山中无人知的珍宝，是其得意之作。
樊建川喜欢反复讲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被请来设计博物馆时，看到老公馆后激动地请求能在其中安静地住上一晚的故事。樊非常自信地认为，它们迟早会取代山西乔家大院的地位。
樊建川之所以把他的博物馆聚落设在大邑安仁镇，正是看中这里的老公馆和保存完整的老街道。2003年，樊敏锐地感觉土地政策的闸门即将关闭，再缓手将失去安仁的机会，而他心中大场面的博物馆也许将永远无法落地，遂牺牲掉房地产业务发展的黄金时期，竞标夺得了安仁的大块土地。
樊建川把自己的终生事业放在安仁，当地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积极配合。他超强的鼓动能力使当地的规划、经营几乎都是按照自己的设计蓝图在实施。
为使地方与他的事业捆绑得更紧，樊建川不但大量聘用当地居民，还出资兴建了一批单体式住宅帮助解决征地被搬迁农户的安置问题。
在记者面前，樊建川可以随时从理想主义者切换成一个精明的商人。谈到某件抗战时期普通百姓旧家具背后的血泪故事，樊会激动得额上青筋暴露，双手颤抖；而谈到某件多位国家元首曾用过的豪华家具，樊又会喜上眉梢地介绍，当年多少钱买来，现在多少钱有人抢着要。他身上这种双重气质容易迅速感染并打动人，又容易要人坚信，跟着他不是在空想。
机谋深沉的现实主义者
樊建川的历史情结一点点变成地面上的实物，像俾斯麦那句“端着一根长长的木杆穿过密集的森林”一样，需要无数灵活的妥协机变，但又要最终曲曲折折达到目的。
近代历史题材的大规模民间博物馆，是前人未曾涉足的空白，在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具体政策和尺度上，处处都有令樊想破头的难题。
樊建川的抗战系列博物馆原想赶在2005年8月抗战60周年胜利纪念日正式开张，但准生证未能到手，开馆日只能以“试馆”名义开馆。
樊费尽周折在当年12月27日才搞定一切手续。当初帮助樊设计、参谋的人，都认为这已是奇迹，因为他们实在不相信抗战系列中的国民党馆、川军馆、美军馆、战俘纪念馆居然能在今天的中国开张。
抗战博物馆开张时，国民党大佬和部分国家的官员曾致函希望能出席开幕式，被樊谨慎地婉拒。因为抗战系列博物馆是经历过馆名、内部装饰摆设等一系列变更后才通过的：“国民党抗战馆”被改为“正面战场馆”，连战题写的馆名和题词被挂在醒目的地方作为文物收藏。馆内正对大门口的墙上，原来那张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演讲的巨幅照片，已被胡锦涛抗战60周年讲话中对正面战场肯定的一段文字覆盖—这被樊认为是来得非常及时的护身符。
而“新中国瓷器博物馆”原名“文革瓷器博物馆”，经综合考量，樊又从自己的文物仓库里搬了些1949～1966年间的瓷器放进展台，以1966～1976年的瓷器为主，更为现名，遂获准生证。
距几个抗战博物馆不远有个广场，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壮士”抗战英雄群像，202人中既有我们熟悉的赵一曼、杨靖宇、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等中共英烈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将士，也包括了蒋介石、薛岳、谢晋元等在内的一大批国民政府将士，这在1949年以来的大陆实属前所未有。所以，广场最终被一圈草席围了起来。
现实主义者的樊建川对自己把握中国历史渐变节奏的能力非常自信：“有戏，但急不得，慢慢来。”谈起那些现在尚不合时宜的规划，樊建川的神情颇为自信。一方面，他颇得意于自己总能准确地打提前量：“当初那些认为正面战场抗战馆搞不定的人，恐怕没几个人能想到连战会成为大陆的座上宾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时代在一点点变，机会在一点点成熟，有什么样的时机就做多大的事。
在今天的安仁镇，你经常会看见樊建川坐在街边的麻辣烫小吃摊上，吃得满头是汗，时不时抬头与路过的市民打声招呼。他是这悠闲适意小镇上引车卖浆流中的普通一员，但十里之外就能闻到这个人的气息。
转自凤凰周刊200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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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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