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园》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首播时间:12月16日(周日)17:30
重播时间:12月17日(周一)09:00
为了和平,他收藏战争。为了未来,他收藏教训。
亡国与涅磐,疯狂与理性。
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 为您讲述20世纪100年的历史!
背景文章:
樊建川:百年信史的民间布道者
凤凰周刊 黄章晋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近代中国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从腐朽的封建王朝演进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历经外敌入侵、内战、革命、动乱和一连串剧烈的社会变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苦难和教训。
然而,这百年的历史,又有太多的浮尘遮蔽,国人选择性的记忆表现得极为充分,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毒素、人治大于法治的制度陋习、权力对民间舆情的麻木、压制的积弊,始终未曾得到全面清理和深刻总结。
我们在记取了历史的辉煌、革命的成功,经济的成就、文化的灿烂等一系列应该记取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忘却了很多更不该忘却的教训。
我们郑重介绍樊建川这个人,是因为当代中国,拥有特殊理想主义情结和历史使命感的这代人,在个人事业获得成功后,已悄然开始承接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由房地产商变成收藏家的樊建川,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特殊一员。
作为全社会宏愿的一个开端,樊建川那些几乎是妄想式的博物馆,今天已孤独但却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虽然,某种程度上,它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一种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追求。
复苏一个民族健全的历史记忆,显然不能只靠一个樊建川和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要看一九○○年至二○○○年的历史,还要到四川成都,对樊建川来说,或许是他个人的成功,但对民族而言,则是不幸。
也许,若干年后,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将使樊建川的一己之力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不应忘却,当年正是这个人,是这一非凡事业的试水者。
起点,正从樊建川以及所有关注历史记忆的心灵开始。
樊建川早已习惯与媒体打交道,几乎不需记者多提问,就能如背课文般重述自己的传奇和藏品的故事,熟练而不失热情。
他企图用博物馆记录近百年来中国的苦难历史,在不少媒体和书刊上,樊建川像学者般目光穿过镜片望向远处孤独地思考什么。
这形象很符合他为自己收藏事业总结出的意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镜头外的樊建川有着典型布道者与实业家的混合气质。皮肤黝黑如建筑民工,热情不竭犹如传销讲师,那双早年当兵打风钻的手,握上去坚定有力。
在第一次接待《凤凰周刊》记者的两天时间里,樊建川身上砖红色的T恤和蓝色工装裤始终没换过。向人介绍他收藏的宝贝,樊经常会自顾自地俯下身,对早被他抚摩过千百遍的藏品摇头叹息:美啊美啊;深夜聊到兴奋处,樊会蹬着破袜子盘坐在沙发上,双手在空中挥舞,镜片后跳动着激越的火光。
“樊建川这种人是典型的病人,但没有这种痴迷的魔症,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位与樊相熟多年、业余成为樊事业宣传员的人这样说。
贪得无厌的浪漫主义者
樊建川的规划听上去像是野心勃勃的妄想。
多年前,四川省大邑县是与大地主刘文彩三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年后,大邑将与收藏家樊建川三个字融为一体。
出过刘文彩、刘文辉、刘湘等刘氏名人的大邑县安仁镇,为樊建川的博物馆梦所萦绕。这个梦并非一个早有清晰规划的蓝图,而是逐渐清晰、迅速膨胀的产物。
最初,在成都经营房地产生意的樊建川设想有朝一日建个小楼,把自己成山成海的文物全放进去。最后,收藏家樊建川看中安仁镇,准备把博物馆理想变成一个产业。“我设想好了,要有共产党抗战博物馆、国民党抗战博物馆、川军博物馆,还要有援华美军博物馆,后来一想,还该有战俘博物馆,还该有汉奸博物馆,哎呀,我一下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
今天在樊建川心里,那个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群,将远不止目前对外透露规划的三个大系(抗战、文革、民俗)、25个展馆,凡是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灾难和重大历史,樊都要建博物馆。甚至,樊开始考虑增加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百年历史著名华人全部都收藏到安仁来。
“将来要想看这100年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大邑的博物馆聚落来。”樊建川谈起未来自信异常。
他为他的博物馆群设想发明了个新词:聚落。他把眼睛盯着百年以后,为此曾无数次考察欧美大大小小博物馆。今天已经建成对外开放的6个博物馆和两个广场,均由国内外名家设计,在用工用料上不惜血本。为此,他已砸进3.5亿元。
但樊建川的梦想进行曲相对他的资金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他只是成都市一家年利润5000万左右的房产公司的老总,持股50%。像他这级别的有钱人,在四川并不算少。樊在建博物馆前,资金够他贪婪地吃进来自各地的文物,但博物馆则是个吞噬资金的无底洞,樊建川自称,他的财力与梦想,是“小马拉大车”。
樊建川2003年开始着手筹建博物馆以来,始终为资金问题困扰,他所有的积蓄已全部投入到博物馆聚落的建设中,其间他还以4000万元卖掉了总公司的办公大楼。但要完成剩下项目,资金缺口还有1亿元。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好几幢建到一半的博物馆正在等待后续资金启动。
目前,樊建川的博物馆雇用员工200余人,每月的人员工资加水电等运行维护费用须数十万元。而目前每天参观者仅300人,门票收入尚不足维持运转。这些地面上的博物馆和刻在他脑子里的蓝图,全得靠房地产公司的赢利来维系。
被历史使命击中的理想主义者
樊建川手下员工的名片上都有他手书的“忠礼勤信”四字,据樊介绍,父亲给他的这四个字,是他立人处世建功的圭臬,亦是他倡导的企业文化的价值核心。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好多好东西丢掉太可惜了。”1957年出生的樊建川烙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使命感,他甚至一直在琢磨是否建个儒家博物馆。
樊认为,今天中国的价值失序,是儒家价值体系被彻底摧毁的结果,如何重建本土精神资源这样的问题,经常让他独自思考半天。
樊建川的收藏癖好与家庭和成长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老八路,成长岁月,赶上文革,先是看到父亲被批斗毒打,然后自己也参与动手打人,当樊对成长经历开始反思时,模糊的历史使命感的萌动就变成了对文革旧物的收藏冲动。
樊建川的第一件收藏品是其幼儿园时的老师评语。此后,他逐步开始搜集像章、传单。1979年开始,在西安军事学院就读期间,樊建川彻底迷上收藏,迷上了文革旧物,当时的主要收藏途径是在垃圾堆、废品站翻捡和到朋友熟人家软磨硬泡,到1993年樊下海时,各种文革文物已达万件,小有所成。
随着樊在生意上的发达,藏品涉及的主题越来越宽,从文革、抗战到大饥荒、辛亥革命等等,与百年来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皆在他搜罗之列。在建博物馆前,樊建川每年花在文物上的资金达到2000万以上。
为搜集抗战文物,他到日本多次“扫荡”,仅购买、翻拍的照片数量就达30万张之多。樊的收藏梦开始越做越宏大,越来越清晰。业余爱好逐渐变成樊此生奋斗的事业。
据樊建川周围的朋友介绍,樊几乎无任何今天有钱人的喜好:不打高尔夫、不打牌、不讲吃穿,也不追逐女人。樊的喜好是他收藏来的宝贝。
现在,樊建川一半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博物馆事业上。离开生意场,他就独自泡在办公室整理收集来的文物,每天过手的文档多达一百多斤。空闲之余,樊撰写了几本有关文物的著作,其中的《文革瓷器图鉴》一书被认为一举奠定了樊在文革瓷器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地位。
编辑:
陈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