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范明在波罗堡与胡景铎就起义的细节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同习仲勋一起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很快，由西北局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秘密进入波罗堡，横山起义很快准备就绪。

范明：决定起义以后，这个时候就把它下边人都约好了，约好以后到那一天，我们晚上把部队集合好，约好了到他的那个墩台上就打旗号，打了旗号以后，胡景铎的部队就起义了，把那些国民党的都绑起来，然后把城门开开，过来把我们迎进去。

张雄飞（陕西横山波罗镇居民）：那天还是黑黝黝的天，我们准备念书，起来一看，街上铺门也不开，结果就是胡六，就是胡景铎，带着二三十个人，就是连发盒子，盒子枪都是提着，这跟往常不一样，他们就上了南门。上了南门以后，就把共产党迎回来了，他迎回来的。最后回来，胡六（胡景铎）在前头走，共产党排成一行子，都穿着灰衣裳，戴着毡帽，拿着枪，进了指挥部了。所以在这个吃饭以后，胡六的队伍就变成，这番号变成了民主联军，中午以后都知道了，群众说胡六投了八路军了。

解说：习仲勋策动的横山起义，给西北之敌以极大震动。这支起义部队，并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被任命为师长，并于1946年底率部开赴延安整训。毛泽东在习仲勋陪同下，接见了骑六师营以上干部，他幽默的对大家说，胡景铎能从蒋家这条船下来，上共产党这条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蒋家这条船，现在看起来很大，但已经千疮百孔，很快就会沉没。而共产党这条船是结实的大船，是会越来越大的一条船。

曾子墨：1947年春天的陕甘宁，被内战的硝烟遮蔽，3月13日，二十五万大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直逼延安，3月16日，毛泽东发布密令，从3月17日起，所有驻陕甘宁的野战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这一决定至关重要，彭德怀是原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习仲勋则是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当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两人协同指挥，有利于动员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作战力量。

解说：局势险恶，毛泽东在习仲勋与彭德怀的催促下，离开了延安。不过，他在撤离之前，作出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并电告彭习二人，如果打破胡宗南、即可改变局面。几天后，几乎就在胡宗南率军进驻延安的同时，彭德怀和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军，在离延安不远的青化砭，伏击了国民党孤军深入的31旅，全歼近三千人，俘虏少将旅长李纪云等一批将校军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很快消失在黄土高原的群山中，以至几天，胡宗南都未能找到31旅的下落。

王世泰：把胡宗南的力量牵制住，不让他调到其他根据地，就是当时从战略上面，彭德怀和习仲勋，我们都执行了党中央这个决定。

解说：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为当时中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土地问题是争取民心的一个关键。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西北局与晋苏分局在绥德的义合召开了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干部大会。然而，习仲勋逐渐发现，当时土改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开始滥用晋绥土改的“经验”，“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他对此深感忧虑。

张克（时任中共西北局财务科长）：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在义合这次会议上，因为有了不说扩大化，不说这个什么，又有了极“左”情绪。

张和亭（时任绥德行署专员）：山西的土改的影响基本过来了，康生到山西搞土改，他提倡群众要咋办就咋办。实际上群众要咋办就咋办，不对的，应该要党的领导。

张光（时任《解放日报》记者）：我也去参加了土改，那也是很残酷的。

张克：那时候早就不知道什么政策了，说是地主，好多村子，一晚上都在打，打得，叫的，哭的，要什么，要元宝。

张光：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都鸦雀无声，人都不敢说，因为那时候在晋绥没有人敢，在晋西北，谁敢说反对这个事情。谁反对马上就把你拉出来，当成地主来斗，就是这样。可习仲勋那个时候，他就敢去跟毛泽东讲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个人实事求是，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就讲，毛主席就接受这个意见。这个土改整个在全国搞，各个解放区都是这个整法，是习仲勋的意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说：1948年1月9日，毛泽东先后批示和转发了习仲勋的两份报告，特别是在后一份报告里，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政策偏差提出了意见。强调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此时的习仲勋则开始承担起西北局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西北解放区的民众被广泛动员，支持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仅在刚刚解放的关中地区，西北局就筹得军粮49万石担。

张俊彪（原深圳文联主席）：说西北五省解放战争，虽然是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在前方打，习仲勋主要在后方做地方工作，群众工作，你就单讲粮草弹药供给这一点，那都是了不得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