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香港有饶宗颐 已经不是文化沙漠
2010年01月18日 13:44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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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在广东省潮安县城的一个大富之家,饶家世代经商,富甲全城。其父亲饶锷是潮州赫赫有名的大学者。

雷铎(饶宗颐弟子):是一个名门望族,在他祖父是办钱庄的,到他父亲这一辈不善经营,因为他父亲饶锷太好文了,所以把他家财有很多是变成了收藏了。

解说:饶宗颐的父亲建起了潮州最大私人藏书楼“天啸楼”,先生曾说,他一生的才艺都始于此楼,那时,天啸楼不仅是潮州,也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藏书楼,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胸。

饶宗颐:我的父亲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父亲是他做学问的路数,是清朝清朴学的路数,他很早就要我写,看一部书。这个人家也不知道,我今天讲,那个作者叫知伟成,大家不知道的,知伟成有一部书叫《两册》,叫做《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我的学术的缘分也是因缘、血缘,别人也是,别人不可能有的,我的父亲写过一本书是《佛国记疏证》,因为我父亲也通佛学,那时候我帮他抄啊或者搞什么,周围很多东西,我的方法很多也从我父亲来的,我现在还能背《佛国记》前面那几句话,开头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

解说: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汉学大师,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

饶宗颐: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天地,一早就这样子,这是我的个性,我不感觉孤独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我也有上小学,小学毕业的,但小学时候我不管,我自己在家里念书的,我认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学校,社会学校,觉得他们很肤浅的,很肤浅的。我要自己找我的,我令我自己有个天地,我一目也可以十行没问题,一看以后我就知道在哪里哪里,我再找,我不要用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啊非常有奇怪,只有一种神力帮忙,我不能知道怎么回事。

雷铎:按照饶宗颐先生自己的说法,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师,他说超级大师我不敢说,但是我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上大学,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上大学能够学到的,可能是一个门类或者两个门类,但是我父亲给我打开的这个天空,或者帮我建立的这个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立体做学问,环形做学问这样一种方法,所以他说他的自学的基础,研究学问的基础,在16岁之前就已经打下了,现在只是把当时的格局再扩大或者再挖深。

饶宗颐:我十六岁,但是我已经满肚的诗文了,我可以写诗,我一首诗是十六岁写的叫《优昙花诗》,我家里有优昙花你知道吗,叫昙花一现,十六岁写的。有一个我父亲的老师,把我拿去发表在中山大学的文学杂志,就有很多老先生和我的诗,那个时候中山大学,是古直,古今的古,正直的直,他是中山大学的系主任,我现在还会背那个古直,古层冰给我的信,有两句话,他说我的古诗写得不错,他说陆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免之矣,勉励我。我的诗在中山大学的文学杂志发表,他给我的信这样讲,要追做汉魏以上的。

解说:父亲饶锷曾经想著一部《潮州艺文志》,但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归,留下未完稿。饶宗颐继父志,18岁时便完成此著作,使当时不少潮州学人深为佩服。但是饶宗颐没有继承家族经营财富的头脑,曾经的潮州首富在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天啸楼的藏书也在战乱中流散殆尽。


曾子墨:饶宗颐18岁时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为他打开了家学与天啸楼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因为《潮州艺文志》的成功,只有20岁出头,全无文凭的饶宗颐得以破格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战祸一起,又是在阴差阳错中,他最终与成就了他学术生命的福地——香港,结下了因缘。饶宗颐常常用缘分来解释他生命中的改变,这种随缘,从容的态度让饶宗颐一生都乐于享受学术的孤独。

解说:在没有遇到王云五和叶恭绰之前,饶宗颐只是个有志与乡邦文献的才子。遇到他们之后,他的视野才真正敞开,从此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几年后,饶宗颐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撰成,这部著作共上中下三卷20篇,其中提出许多与楚辞学大师钱穆先生不同的学术意见,形成了楚辞学领域学术争论的新气象。当时51岁的钱穆先生已经是学界名家,而饶宗颐那一年只有29岁。

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这一时期,饶宗颐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外部政治的原因,而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饶宗颐:我心中就非常有一种不太,感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读经了,但是日本人呢,失败以后,还是照样读经。我们反对古文尚书,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作,他们照样念古文尚书,他们皇帝的年号都在尚书拿的,包括昭和,包括平成。平成也是这样,在《尚书》里拿的。我觉得他们研究的精神比我们认真,而且他们很尊重这个经典,第一次去我就住在京都大学,我在看他们的甲骨文,是罗振玉带去的,全部都罗振玉带去的,京都大学的甲骨文呢有几千片,所以日本人敢说,对我们敢说,敦煌在日本,敦煌学在日本,日本人那时候不重视,他们不重视甲骨文,我(研究甲骨文)第一部书是《日本所见甲骨录》嘛,我带起他们的,他们那时还没有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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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孔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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