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践踏了“双百”方针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段话里，还没有“百家争鸣”这四个字的概括，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缘由是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关方面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把学术界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政策思想，进一步推广到在学术问题上学者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自由争论。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在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争论的自由，才能够切实保障。

接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入《陆定一文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主要部分收入了《陆定一文集》，这里就不引用了。总之，这篇发言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这样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在4月28日的讨论中，陈伯达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

这样，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讨论总结，才接着陈伯达的话，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这两番话，现在已经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这里也不引用了。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年是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50周年，应该庆祝。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插曲：康生发言，说，“双百”方针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立即声明：不是他，而是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并且说明了那个过程。这是宣传工作会议时我参加听会，亲自听到的。

在叙述“双百”方针提出和确定的历史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陈伯达？陈伯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完全背弃了“双百”方针，而且疯狂践踏了“双百”方针，人们都不愿意提到他，这可以理解。但是，叙述和研究历史，还得尊重历史的原貌，不能因为后来的变化而改写以前的历史，这是史学家对历史的责任。

概括起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从群众中来的，就党中央来说，毛泽东首先分别提出这两个口号，陆定一展开地论述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让各学派自由争论的方针，陈伯达把这两个口号联系起来，经毛泽东和党中央首肯，正式确立为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因此，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从如何处理科学界文艺界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出发，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确立这一方针，作出最实质性贡献的，当然还是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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