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间场外交易市场的兴起（1997年）

1997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需求和偶然外部事件的推动，使得中国的场外债券市场获得了历史契机，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形式出现，并得以快速发展。

从当时的情况看，全社会对建立场外债券市场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要进行直接货币政策向间接货币政策的转轨，没有成熟的场外债券市场制约了间接调控体制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必须依托于规模大、流动性好的场外债券市场来进行，1996年人民银行开始进行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由于没有中国场外债券市场的支持，1997年初就停滞了；二是国家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以机构为主的场外债券市场才能支持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三是商业银行需要通过债券回购市场解决银行间的融资问题，同时需要增加债券资产比重以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这些都必须有场外债券市场作为基础。

有了突破旧体制的需求还要有突破旧体制的契机。1997年上半年，大量银行资金通过交易所债券回购方式流入股票市场造成股市过热。为此，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商业银行全部退出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债券市场，同时，建立银行间债券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只能使用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所托管的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券和政策性金融债进行债券回购和现券买卖。尽管银行间债券市场建立初期仅有16家商业银行总行作为成员，但这毕竟是一个开端，它意味着一个大规模的债券场外市场在中国已经起步了。

据发达国家的统计，场外债券市场的单位交易成本仅为交易所的1/10，这就方便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参与场外债券市场。而中国的场外债券市场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形式出现，一开始就将主体限定在了银行，反而使得场外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的类型和数量少于交易所债券市场，不能覆盖全社会所有的债券投资者，大大限制了功能的发挥。

随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出现，中国债券市场就此形成了两市分立的状态。

从银行间资金融通起步（1997年至1998年）

这个时期，银行间债券市场突出解决了银行间的资金融通问题。1997年下半年，人民银行停止融资中心的自营拆借业务，着手解决融资中心的逾期拆借问题。同时人民银行开始大量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成员，推动商业银行将资金融通的方式转移到债券回购上来。

1998年5月人民银行债券公开市场业务恢复，当时以买进债券和逆回购投放基础货币，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立竿见影地促进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活跃。

1998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尚未成为国债发行的最主要场所，但发展势头可观。这一年，财政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量达到4636亿元，其中包括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种国债、对冲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423亿元专项国债、1000亿元建设国债和谈判发行的513亿元国债。尽管这个时期依然是凭证式国债主导着发行市场。

1998年9月份国家开发银行通过银行间债券发行系统，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首次市场化发行了金融债券，随后进出口银行也开始市场化发债。1998年两家银行市场化发债410亿元。财政部和政策性银行发债的结果使1998年底银行间债券市场存量达到了10103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两倍。

银行间债券市场确立主导地位（1999年至2000年）

1999年开始，随着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场外债券市场已渐渐演变为中国债券市场的主导力量。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为中国债券发行的首要场所，1999年财政部和政策性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共计4426亿元,占当年中国债券发行总量的74％。2000年财政部、政策性银行又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3904亿元，占当年中国债券发行总量的62％。

1998年10月人民银行批准保险公司入市；1999年初325家城乡信用社成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1999年9月部分证券公司和全部的证券投资基金开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2000年9月月人民银行再度批准财务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至此，代表中国批发债券市场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其组织成员达到了693家年金融机构，基本覆盖了中国的金融体系。

1999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成交量迅速放大，直至2000年8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开展双向操作之后，银行间债券市场日成交量稳定在200亿元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交易所债券市场。

交易制度的创新，使大宗债券交易变成了现实，提高了银行持有债券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力地降低了发债成本、扩大了债券市场容量，支持了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同时也使商业银行改善资产结构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商业银行资产中，债券的比重已从1997年底的5％，提高到了2001年底的17％，商业银行资产单一、贷款比重过大的情况已有了明显改观。

银行间债券市场快速而平稳的发展，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了基础，并使之逐渐成为央行实现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同时也为中国央行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