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位于工业集中区附近的医院，辖区内有近百万人口，集中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所医院服务的对象90%是这当中的务工人员。
深圳松岗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我在这里有差不多一年了。
记者：那每天做人流要作多少例？
深圳松岗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星期天也比较多一点，一般可以做五十多个，平时少一点，一般也可以做三十多个，还是挺多的。
记者：做得最年轻的是多少岁？
妇产科医生：最年轻的十七岁。
记者：面对她，你作为医生，都是女性。
妇产科医生：啊，我就跟她说，你这么小，这方面要注意避孕，做多了会都自己身体不好，因为有很多女孩子还没有生过小孩子一下子做四个，五次，这样做下去肯定不行。男孩子一般都不希望女孩子那么早生小孩，就叫她们打掉。
记者：你觉得她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导致这种未婚先孕，而且年纪那么轻。
妇产科医生：一般工厂的那些女孩子学历比较低，都避孕这方面的知识也不是很懂，然后她们可能在工厂里面也是很无聊，然后就去拍拖，很多也有这种原因的。
涂俏：说一个故事，外来女工做性调查，有一个故事特别的有意思，故非典的时候工厂让外工人出的，因为怕传传染。是基本上大型的工厂，有一个黑板，每天一定要有五个女民工出门，你知道那五位女工出门干什么吗？
刘芳：打胎？
涂俏：对她在去打胎。这是深圳市计划生育中心的人告诉我的。他们在做一个外来工的性心理健康调查，他们在发现非典的时候有很多女工得不去打胎，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外来工的性健康的问题。不管是否关注，它在发生的一定要找一个缺口发出来的。
有一个女孩子在深圳打工3年，她就干了两件事情。打胎之后再工。打工之后又打胎，她打了11次胎。这就是她的性问题。
刘芳：这种情况多吗？
涂俏：我觉得比较多。说得都是真的，那女子后来成了我们笔友。她说：我的日子就是打胎和打工，她打工之后，遇到了喜欢的，她心甘情愿的奉献她的肉体，一旦那个男的抛弃她的话，她就只好去打胎，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人去救她，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我的命。
医院里，做完人流手术后的女工们，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迷茫与无力写在了苍白的脸上。
记者：有男朋友吗？
王月：有。
记者：这是第一次来做人流？
王月：第一次。
记者：疼不疼啊？
王月：因为她打了麻醉，没有什么感觉。
记者：是不是意外的这样就怀孕了？
王月：对，意外的，算是比较无知吧。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不懂些避孕的措施什么的。
记者：现在知道了吗？
王月：还不是很清楚。
记者：现在后悔吗？
王月：不后悔。
记者：为什么呢？
王月：因为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的，这些事情也不好说。
对于这些未婚先孕的年轻女工们而言，从手术室走到休息室只有一两米的距离，而从无知到觉醒之路又有多远呢？我们现实的困境是，社会生活空间对农民工来说，往往处于封闭状态。“孤岛”一样的生活，根本无法为农民工提供一个文化提升、心理疏导和自我成长的途径。恰恰相反，这种单调的生活，很容易造成农民工的道德危机与法律意识的淡薄。
面对这样的现实，让我们去教育农民工兄弟学做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在加强法制教育外，我们还能为这些日夜奋战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群做些什么呢？有人建议用人单位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能帮助他们排解性问题。当然如果用人单位能对民工实施带薪探亲假制度或为农民工家人团聚提供必要的临时场所，将是最直接可行的方式，相信也是最为农民工所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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