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它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必然性就是它迟早都会变，偶然性就是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后，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马上就有一种急迫感，所以促使了20国峰会的诞生，然后是金砖四国的诞生，然后在实力的相互比较之下、较量之下，重新制造一种新的秩序出来，这跟整个的趋势是有关系的。当然跟金融危机这种突发事件也有它直接的关系。

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变化，实际上它是反映了它本身、自身一种生存的需要。比如讲它过去六十年一直这样存在下来以后，事实上它的声誉非常不好，不管是它治理能力，还是它的声誉都受到很大的质疑。比如很简单的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最大的例子它最失败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

姜声扬：亚洲金融风暴。

杜平：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对印尼、泰国、韩国开的药方。

姜声扬：甚至漠视了。

杜平：它没有漠视，但是它的要价非常高，就是它给你做的一些支援、援助条件非常非常苛刻，最后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坏。

姜声扬：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

杜平：它一个是要给它政府提供很多紧缩的政策，这个紧缩政策太多以后，就使得经济更加死气沉沉，更不能活跃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它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金融，纯粹金融的自由流通，资本的流通以后，使得这些国家很难控制这个投机性的资本出来，所以导金融秩序非常混乱。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事实上中国香港这边也都受到一些影响，都没有听取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反而做得结果比这些国家都好。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新发展的事情，就是希腊。

姜声扬：债务危机，希腊。

杜平：希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为什么，他们国内的很多老百姓都要抗议、示威、游行就是这样，他就是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的药方太严苛，反而不利于他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所以一直在抗议，一直不希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支援。这次他的总理正式提出来要寻求支援，是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样来定出一个条件，我给你一个援助，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

姜声扬：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在这次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当中，它的比例增加很多，所以它现在有更大的话语权、发言权，但其实您说这个并不是世界给中国的一个恩惠，是中国应该得到的。现在拿到了，您认为中国应该有哪一些准备呢？

杜平：我觉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劲，一个新兴的国家，首先我们要承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被迫的情况下，来适应这样一个形势。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但是作为中国来讲也是需要这样一个形势，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也要使自己的一些政策，要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这个根本的方向是要做这样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个义务和责任的问题，过去我们讲中国外汇储备很多，为什么没有在国内用，反而在国际上怎么样。事实上说你有那么大权利的话，你必须作出这样的一个义务，这个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并行的，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必须作出这样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