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麟：如果房地产就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带来的顾虑是什么？

石齐平：头一个这个担心当然是泡沫，那么这个泡沫通常有一个性质，你发展的时间越久，它发展的程度越大，那么一旦破了以后，所造成的冲击跟这个所产生的调整的成本，以及痛苦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常识。

第二，一旦破了以后，我们都知道，房地产产业跟金融产业是有密切相关的，不管是房屋建筑产业也好，或者是买房子的，供给跟需求都跟银行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这个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个巨大的振荡的话，很明显的，一定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这个金融的资产，金融放款的一个品质，这是第二条。

第三，我们都知道中国收入分配的情况，现在并不理想，也就是贫富差距很大。贫富差距很大的原因之一，其实也就跟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房屋市场的这种泡沫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房屋市场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越有钱的人他越有钱，因为资产价格的上升永远超过你的薪资所得，或者工资收入的增加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每一次的房屋市场的繁荣跟泡沫，我们把它叫做非理性的繁荣，就会对于中国的分配的问题造成进一步的恶化。

最后一条，我们都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拉动内需，拉动内需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消费。如果你房地产的价格越来越高的话，你肯定没办法拉动大家的消费，因为老百姓他都拼命去储蓄，为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终于有一天买一个房子，尽管他知道他储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地产上升的速度，但是舍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房地产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方方面面，非常的复杂，非常重要。

王若麟：既然这样复杂，该如何面对？

石齐平：这个也是分短期跟长期来看，短期来讲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已经有一个泡沫化，而且是相当明显的泡沫化的现象，那么政府当局就应该要设法把它冷却。当然这个冷却的方式最好是一个软着陆的方式，不要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必须要采取行动。那么金融手段跟这个财税手段必须要双管齐下，金融手段当然要控制信贷的规模。

第二就是不妨研究一些金融的，比方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一下这个信用的扩张。第三更重要的是财税，过去在这方面用的比较少，那么就是对于买房子，或者是卖房子，或者交易在租税上可以一定程度上一个额度，使它在这方面的行为，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那么长期方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回到刚才所讲的，中国房地产长期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人口需求远远超过供给，所以中国就必须要注意到政府在这边扮演的角色。

我一再指出政府在房地产的政策上，应该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就像新加坡一样，那么新加坡我们都知道，它的组屋政策是很成功的，我今天顺便，正好有一段新加坡的有关它们新的组屋的消息，要念一下给大家听听。

它说有一个叫达士岭的组屋大概前几天落成了，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评论。在某个意义上象征着新加坡公共建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什么意思呢？它说建立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新的组屋，一共有7座，每一座高50层，因为它的土地很稀有，所以它一定往上面造。顶层建有本地组屋第一个空中花园的，新一代的组屋，这个很了不起，标志着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演变。

当时主要为了国人提供，这个国人就是新加坡人，提供基本住房的建屋计划，在进入到新的世纪以后，开始转为提供优质的公共组屋。所以换句话说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粗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了。那么它现在有8成的居民，是以组屋作为安身立命的环境。它这边还引用了一句话，是孟子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有恒产有恒心，我也一再强调组屋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这是一个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要领。

王若麟：顺便也追问一下，既然新加坡有这样成功的，备受称赞的组屋政策，对中国会有什么启发吗？

石齐平：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想到第一点，新加坡能为什么中国不能？没有道理中国不能。第二条关键新加坡为什么能，第一个还是思想的问题，就是你政府在这方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不是随便百分之百通通交给市场去解决的。当然也不是政府全部包了，怎么样在政府跟市场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参考新加坡。第二就是决心，新加坡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把它当做国策来做的，怎么样让老百姓都能够住到一个房子，这是最高的一个国策。第三我刚强调了，中国现在万事莫如拉动内需急，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那么为什么不把它好好的把它走到正轨里面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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