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政治文化，当然我请大家不要误解，不是我们要挑战现在的政治文化。而是指中国几千年以来，伴随着我们传统文化，相沿而伸的那种政治文化。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就重集体，轻个体，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必须承认在有巨大的优点的同时，也有很多弊端，那就是压抑我们的创新精神，使我们每一个个体比较善于，或者比较习惯于盲从一个权威，听从一个权威的指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几千年专制，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那么当子民、臣民已经从我们的教育体系、家庭体系、社会体系当中，已经习惯于盲从一个权威的时候，自然权威就更加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无论中国的历史作品，还是文学作品，还是事实当中，其实我们许多时候都显得阳刚不足，阴柔有余。

甚至，其实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整体的文化氛围使我们阳光不足，阴暗有余。所以很多就变成很多小聪明，小聪明就能够大展奇才，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话说不出，一定要皮里阳秋，一定要春秋笔法，一定要黑色幽默等等，包括很多从中国明朝开始的宦官文化，它不是一种非常阳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小聪明的一个很不好的地方。那么折射到现在，几千年的思路、几千年的传统一直下来，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近代，以至于到当代，其实科技型的创新人才不足，这是我们的一大缺失，在科技界。

与此同时，在我们思想界，在我们的人文学科，思想性的人才严重不足，也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缺陷，我记得我在9月份的时候，当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的讲话发表之后，我在这里曾经引用过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校百年视察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文科，然后才能有一流的理科，然后才能有一流的工科”。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反过来的，文科算什么，应该是一流的工科，然后是一流的理科，然后才是文科嘛。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没有思想的创新就没有技术的创新。所以我们看西方以前的法国、英国，尤其是英国，它的工业革命产生，工业革命产生现代化的成功，它跟它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每个个体都极大的施展自己的个性。在施展自己个性的同时，极大的施展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思想能力，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人的思想自由和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这两种是不可分的。所以我还在强调一点，没有思想的创新，其实没有技术的创新。这一点“有一流的文科，才有一流的理科，才有一流的工科”我想温家宝这句话，我们还是要记在心上。

姜声扬：好，最后一个教育问题，你说的是商业冲击，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拿不到足够的钱，它不去拿到商业的资助的话，它没有办法办一个完整的学府，那该怎么办？

邱震海：其实商业的冲击，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西方的大学它首先也要筹集款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大学都是生活在商业大潮里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商业冲击，有一点动摇我们对教育本身目的的一个追求。到今天我们无论是学术腐败，还是包括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教育经费长期投入的低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整个的一个生产总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下，这个是无可解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什么商业大潮会那么容易的动摇，我们对教育本身的一个终极目的的追求。还是前面源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于我们自身定位的一个脆弱。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当你对自己的自身定位无法把握的时候，那你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利益的诱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上商业大潮的冲击，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全球古往今来的客观现实。那为什么于今为烈，为什么在中国尤其严重，我觉得这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政治文化当中，好好的去思考。但是本身我认为商业冲击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衍生下来的政治文化当中寻找根本原因。

姜声扬：好，中国的教育问题现在已经摊在阳光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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