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西方的理性主义也好，它的思辨传统也好，它的所有的思维的传统领域，似乎在一刹那面对东方这么一个巨龙的时候，它开始感到迷茫了。这就是两百年前拿坡仑所说的当这一头沉睡的雄狮起来的时候，整个东西方秩序都会面临一个激烈的冲荡，我们现在这个冲荡的过程才刚刚开始，也许未来还会持续个三十、五十，乃至一百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作为国际时事评论员要谈每天日常发生的国际秩序上的问题，但是国际秩序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来操纵的，所有的事情当人有什么样的心态，人有什么样的认知水平的时候，它就会作出什么样的动作，不是吗？所以背后我们还是要去研究整个的一个东西方心态调整的问题。

所以说到这个，其实我认为刚才西方人它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虽然它解读的后面的结果是似是而非的，刚才我说它只是在描绘一些支离破碎的表象，它没有办法整合支离破碎表象背后一种深层的逻辑，但是至少这种切入的方法，我认为还是值得鼓励的。同样我们中国，一方面我们也要重新审视，我们到底如何看西方，刚才我用了三个词，一个是仰视，那是过去的，现在一不小心变成俯视了，同样也是不对的，如何做到一种真正的平视。这种平视不是物质上的平视，物质上的平视可能现在我们很快就做到了，现在很多中国的富豪。

姜声扬：甚至超过了。

邱震海：甚至超过了，甚至很多中国的富豪们跑到西方，一直闲居，他认为很快嘛，我在物质上跟你们是平等的，但是心理上的平等是不容易的。人家说贵族是需要三代，同样东方要真正摆脱过去的自卑，我认为没有几十年，至少是几十年的时候，乃至几百年的时间是完全难以做到的，这种真正心理上的平视，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正在开始慢慢的建立，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秩序的调试问题。但是一言以蔽之，我认为西方它虽然是似是而非的解读中国，但西方的这种视角看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看看我们怎么看别人的，在我们心目当中，西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西方。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标题说的是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如何看西方，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因素，必须承认我们东亚文明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文明，首先是儒家文明。用刚才澳大利亚媒体的整个分析来说，有一定的面子文化，就是我们比较讲究和谐，比较缺少法制的传统，这个其实是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在过去，我们看看过去一千年，当中国唐朝文明乃至之前汉朝文明在非常鼎盛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协商文化，这种非法制的文化，其实还是有它巨大的生命力的。只不过在过去500年，东方集体衰败，由于物质现代化进程的衰败，所以以至于使人们对我们的文明也开始了怀疑，这里面的低谷就是90年前的五四运动。

我们所有的先驱们面对我们国家民族已经是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从物质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从制度层面进入到文化层面的反思，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文化层面。但是其实这个文化层面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最近30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又导致了中国的崛起？但是我认为现在说这个话可能还为时过早，未来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的真正心理上的平视可能是未来几百年会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其实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各有各的不同特色，西方文明以法制见长，西方文明以直接的对抗见长，西方文明以冷冰冰的缺少人情见长，由于它是法制传统嘛。

但东方文明缺少法制传统，当然是个弱点，但是东方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协商的文化。所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西方文明是一种父性文化，东方文明更多的是一种母性文化，这样家里头，你看你既需要父亲的角色，同样也需要母亲的角色，任何一个单亲家庭都是不健全的。同样，未来几百年乃至一千年，整个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我认为既需要西方的父性文化，同时也需要以协商、以和谐、以人情为它的主要特征的东方的母性文化。当然现在谈这个话非常抽象，非常虚掩，但是我相信说一句大话，历史会证明我现在所说的话，我认为东方文明一定有它的成功必有过人处，一定有它的所长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只是看到表象，试图从这个面子文化表象来解读中国所有的中国行为逻辑，我认为是非常肤浅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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