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如何走出中欧双边摩擦需要国际战略思维

姜声扬：正在崛起的。

邱震海：正在崛起的，所以它们这个矛盾是全方位，中美之间既合作又有竞争的这种态势是全方位的，而且里面充分敌意，而且竞争的态势一定是本质性的。而欧洲它的国家定位跟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欧洲在过去17到19世纪它是超级大国，它是帝国主义它那种superpower，它在美国之前玩这道游戏已经玩的很溜了。

但是在1945年之后，它是以二流的政治影响力，二流的军力，换回欧洲土地上永恒的和平、永恒的民主、永恒的自由和永恒的军赋。所以我始终认为，欧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高的一种智慧的一种某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由于它跟美国的定位不同，所以它未来长远的，是不可能跟中国产生质的国家定位和国家利益上的冲突。

但是与此同时，在美中欧三国鼎立的格局当中，自然欧美之间他们的战略利益，它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欧洲跟美国它的国家定位不同，而中国跟美国未来的国家定位是趋于相同的，两个都是全球层面的超级大国。

所以我们看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虽然由于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同，但是我们会有一种互相需求。这种互相需求就是中国一定程度上，从战略层面上，需要欧洲来适当的平衡美国，而欧洲适当的也需要中国来平衡美国。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表现在六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之后，当时当然是希拉克提出的，希望中欧联手能够平衡美国，但是最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刚才讲到了，在上一次的去年11月15号的首次的华盛顿20国领袖之后，欧洲是非常希望能够拉到中国来平衡美国。

因为它希望有一个欧元为主导的国际的金融体系，那么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巧合吧，当时由于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所以中国方面一怒之下就取消了去年12月份的会谈。所以使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它来不及跟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所以到了今年4月2号之前，我们知道在第二次的20国领袖峰会之前，那么中国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提出了这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这么一种理论。

虽然说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欧洲和中国的理论都是长远的，但是其实在未来的国际金融格局长美中欧三足鼎立，三方各自博弈互相依存，尤其中国跟欧洲互相依存的关系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在这次的G20峰会之前，我注意到英国的《金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的中欧关系，欧洲对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欧洲的需求要很多。因为它是说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多的体现在GTOW，G2就是中美共管世界。那么我认为这个里面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金融体系上，确实是中国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在这方面我认为国际《金融时报》这篇文章还是有相当的误导性，其实中国和欧洲之间我认为不应该出现某种战略上的误判，中国需要未来从长远从政治、国际、经济的格局上需要欧洲，我想是长远的。同样欧洲为了它自己本身的利益，需要中国也是长远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提醒中欧的决策阶层，不能有任何的误判。

姜声扬：是。

邱震海：那么以这种战略的研判，来回归到中欧之间的双边那么多的摩擦，我想双方就可以站在一个政治，站在一个战略上的高度来处理我们之间非常，可能是非常难啃的骨头，在什么地方该做妥协，什么地方不该做妥协，完全可以有一种战略上的，政治上的考量。所以还是那句话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中欧之间现在是在国际战略上，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但在双边上互相的摩擦越来越多，但是问题是我们未来如何走出双边的摩擦，其实还是需要一种国际上一种战略的思维，只有一种战略思维也许才能够比较好的审视和处理我们眼下的一种，也许是理不清的互相的一些摩擦。

姜声扬：对，没错，我们看得出来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政治人物还需要更多的大智慧，确定未来不会再出现任何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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