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刺激中国民情应该有好几件大事，一个就是刚刚发生的日本宣称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有责任协防钓鱼台，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几乎是跟兽首事件同时曝出来的，就是俄罗斯的军方击沉了我们中国的货船，而且是死了人的。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击沉它的，不是俄罗斯，而是法国，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两件事情比起来，很奇怪的是就是，俄罗斯击沉中国货船这件事，在网上比较不受关注，这是不是说明就是我们一向有一个想法，就是俄罗斯是我们的好哥们，好朋友，现在在对抗西方世界阵营里面，是站在同一伙的，所以这事不跟它计较。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了。假如今天圆明园兽首，或者其他国宝是在法国的国家手上也好，商人手上也好，私人收藏家手上也好。假如这些人他们都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假如这些人不会说，你让达赖回国，我就把兽首免费还给你。假如巴黎的市长不见达赖，我们还会有这种情绪吗？我们还能那么想要圆明园兽首吗？

所以我想指出这一点，意思就在于，我们现在要求什么东西，不要什么东西，恨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是跟一个同时间的国际的情绪，国际间的关系造成的情绪是有关的。而不是跟这个国宝本身的价值，或者我们对它的信念有关的。

那么什么叫做国宝本身的价值跟信念呢？是这样的，就算今天法国在欧洲列国里面是个最反藏独的一个国家，就算今天拥有圆明园兽首的物主，他是非常讨厌达赖等等。只要他手上有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就应该要，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而不在乎那是哪个国家，那是哪一个人，而那些人在政治上是什么立场、什么态度，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讲，我觉得我们就真的，非常需要做一次很大规模的整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只是着眼于，那两件圆明园兽首。这事我觉得已经闹的够大，闹到蔡铭超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而是要去看我们还有多少的海外流失文物？这些海外流失的文物里面，我们应该做一个量的表，这个表至少有两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就是考虑他们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要排出一个优先次序。为他们排出一个等级，等级在前的，我们就应该特别重点，想办法怎么样去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就是根据它取回的难易程度来判断。有些东西比如说在国家机构手上，那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取回的，有些东西在私人手上，是相对来讲，或许比较难取回的。

然后这里面又牵涉到法律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国家，他们自己内部的法律怎么样，我们的法律怎么样，双方的法律是不是接的上轨。

换句话说要申领国宝回来，要求国宝回来，不是靠的是一时的愤怒，网上的群情汹涌，更不是靠个别商人，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做法、手段。而是要摆脱开一个临时的国际关系情绪，比如上现在的中国、法国，民间的关系好像不大好，要摆开这些东西，正视那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本身。然后从这上面做一个非常周全的计划，这里面牵涉到投入大量的人力、心血、研究，甚至是财力。而且要花一个很长的工夫，要很有毅力才拿回来的。

所以我现在在想，假如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没有这种对文物真正的珍视跟宝贵的心态，没有做这些很周全的计划，说不定明年法国跟我们的关系好了。萨科齐说以后再也不见达赖了，还不让他上法国了。

任韧：我们还会不会再提这个文物的事。

梁文道：我们还提不提呢？我们还要不要呢？我们是不是不当它是一回事呢？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好奇。

任韧：所以不要把这种民族情绪，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掺和在一起。我觉得其实媒体，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去引导这种真正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梁文道：没错。

任韧：好，非常感谢梁文道先生今天的解读，也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