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年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邱震海：对，这个教授治校这个非常关键。

吴启迪：我们想叫教授治学。

邱震海：治学？

吴启迪：对。

邱震海：教授治学？

吴启迪：对。

邱震海：无论是教授治校，这是西方的概念，我们说教授治学，您觉得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那些障碍是我们大家在未来可以一步一步去争取、去克服的？

吴启迪：那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学校的治理结构上，就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突出这个教授治学这一点，这个还是一个学校内部机制的某种改革。当然这也跟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的管理理念也是直接相关的，要从这些方面去改。

邱震海：那么现在从胡锦涛总书记以来就一直在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办创新型国家，未来如果我们自己的整个创新能力无法提高的话，那么整个国家在崛起上的竞争能力就会有问题。但是说到创新，我们知道我们东方传统的教育思维、教育传统，似乎又跟这个不太匹配。

您觉得站在中国目前2008年已经崛起至此这个门槛上的，这么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未来在创新二字上如何突破？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学生能创新，当然这个教师本身也要能创新，所以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实践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也很大，就是每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动脑，不仅是学知识，他还要自己动手。

邱震海：对，那么大学也好、教育也好，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折射。说到整个创新的话，您觉得您对于整个大学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些什么样的期许？

吴启迪：对，我觉得创新就像大家所说的，他需要一定的，就是给人家的时间，一定宽容，允许他们失败，要有这种土壤。但是现在我觉得社会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急功近利，希望今天、明天就看到一个小苗就长成一棵树，那么像这样一种氛围是不利于创新的。

邱震海：您说到急功近利很有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正在迅速的在转型、在市场化，市场化往往会带来某些急功近利的一些因素或者说成分，这或多或少也体现在教育领域。那么您也在西方生活过很多年，也对西方的教育思维很熟，您觉得在西方当年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吴启迪：我想就是他们在市场化的初期，可能会犯跟我们类似的错误和问题的，因为这个资本积累的阶段大概都有这种急躁的情绪。但是他们多少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历练，到今天为止他们就可能会比较一种平常心态去看待这些问题的话，它的土壤和它的氛围是会比较好，所以有些时候在这点上，我们也可能急不得。

邱震海：好的。

吴启迪：有可能今天、明天就变了。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这只是中国目前第一个30年，未来中国一定还有2个、3个乃至无数个30年，所以我们衷心的期许中国未来在无数个30年当中的崛起之路走得更加稳健，也希望中国的以大学教育为代表的中国的人才培养、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能够更加稳健、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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