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涌现出了大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在这些英雄人物的里边，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其实年轻人正在日益的成熟，他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的投身到抗震救灾的活动当中去，今天我们也结合这个话题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
何先生，我们注意到其实我们每天的电视的新闻报导还有特别节目，都在讲在地震发生之后，很多的人，特别是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还有救援人员都在第一线。但是好像似乎忽略了有一支队伍，就是年轻人，年轻人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一个同情心、爱护心、呵护心，也出钱出力，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三天哀悼期结束 青年一代成熟
何亮亮：我想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不同的角度吧，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这次地震造成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是空前的，对吧？这次八级大地震，所以九天来，我们大家都是感同身受，每天看着电视画面上的那些画面，我们要么就是觉得非常悲哀，要么会被深深的感动。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特别注意到，比方说今天，今天是国务院规定的三天哀悼日的最后一天，今天下午比方说我看到有这样一则报导，就是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虽然这个广场现在晚上也很多人在那儿露宿，因为有地震将要有比较强的余震的这样的一个预报，因为官方的这样一个预报，所以很多人在那边露宿。
但是今天下午因为是三天哀悼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下午是有很多青年，这些青年既包括成都本地的青年也包括一些外来的志愿者，他们在天府广场举行了一个集会，大家一起再次的为地震的死难者哀悼，同时举着红旗，举着国旗，唱着国歌。
现在有一个口号是已经传遍全国了，就是四川雄起，也可以说中国雄起，四川加油，中国加油。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青年，我觉得今年虽然才过了5个月，5月份还没有完，但是整个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一些问题，一些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郑 浩：对。
何亮亮：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是吧？在春节前有。
郑 浩：冰雪灾害。
何亮亮：多年来冻雨雪灾的灾害，到3月份西藏出现了一些骚乱，之后在圣火传递的时候，特别是在巴黎和伦敦出现了这种很恶意的对奥运圣火的这种冲击和侮辱。
郑 浩：冲击。
何亮亮：这些事件，特别是奥运圣火被冲击这个事情，对中国青年的一代，不管是中国大陆的，包括对香港的，还是对海外众多的留学生，心里上都是一个很强烈的冲击。
然后到了这次地震的灾害，年轻人以我的观察，我觉得年轻人突然就成熟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说的年轻人就是现在的20岁上下的吧，或者把他放得宽点就是所谓一般的所谓80后，差不多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一代，这一代人是生于安乐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到现在，生长的环境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安定、幸福。
郑 浩：嗯。
何亮亮：我说的这个幸福在物质上基本上是不匮乏的，年轻一代，这一代人的优点是什么呢？他们普遍的接受过比较高的教育水平，现在中国大陆大学入学率已经相当高了。
郑 浩：对。
何亮亮：城市里面大概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的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上大学，现在年轻人生下来就有的比较好的物质的条件，我们不说吃、穿、住这些，跟前代相比，你像电脑，像这样的电脑、手机、电玩这些东西，就使得现在年轻人的接受信息的渠道比较快，反应比较灵敏，他们很善于，他们也敢于吸收一些新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心里还是比较脆弱的，或者说他有一些，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一代，因为普遍都是独生子，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他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自我，他比较关心的是自己。
再加上，其实他们当然也都有挫折的，也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些坎坷，但是相对来说，因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最近30年，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道路，社会也在迅速的进步。
所以年轻人更多的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我，或者是一种，一部分年轻人他有一种无病呻吟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这个都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社会的产物，这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产物。
郑 浩：对。
何亮亮：而且也有人形容说80后，就是青年一代是自私的一代，不关心政治的一代，他们只关心自己，或者他们只关心两个人，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情人，诸如此类的，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但是从3月中旬开始，特别我们看到发生在伦敦和巴黎的针对圣火的这样一种事件出现之后，不是官方动员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是官方动员的。在中国内地，在海外的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一种，他们忽然感觉到就是国家受到了侮辱，民族受到了侮辱，我也受到了侮辱，就是把自己跟国家、民族的命运，自己跟国家、民族的利益，他把它结合了。
我说的这个利益不是一种功利的利益，说是面子也行，这个面子不是我个人的面子，我国家的面子，我民族的面子受到了侮辱，对吧？这时候就激发了，这个也是西方媒体注意到的一个，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
当这么多的中国青年人忽然开始，而且他们其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当大的，特别是在物质文化的这一方面，当这批人起来对，我们说用台湾的话说“呛声”，对西方来“呛声”的时候，这个影响其实相当深远的，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岁、二十来岁，正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
当他们把他们原来所崇拜的、他们所喜欢的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好，西方的这种商品文化也好，突然他们站在一种对立的角度的时候，你说这样的一批青年，他们成长了以后，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郑 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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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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