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到市场，从乡村到城镇，金融改革几经坎坷，行至何处？渐进与激进，分业与混业，转轨之困中国能否逾越？
王鲁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它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大支撑，也就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30年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路走过来，曾面临着多种选择，多重困境，那么它曲折的发展历程应该如何来透析地分析，我们今天处在金融改革的哪一个阶段，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与新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银国际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
他是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他有十四年在改革决策中枢国家机关中的研究经验。他担当着越南、蒙古等多个转型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专家。他始终站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在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担当重要角色。今天，他是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曹远征。
曹：非常高兴能到《世纪大讲堂》。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这30年，如果来讲一个故事的话，永远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故事，所以我想我的这个报告，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我们昨天从哪来，我们今天在什么位置，我们明天到什么方向去。
我们常说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它还有两个很深刻的含义，一个是发展中，所谓发展中，就是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程，那么工业化是其中必经之路。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说曾经采取过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它需要向一个市场经济的转轨。那么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通常称为两个转轨，就是发展阶段的转轨和体制的转轨。
反映在金融方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很重要一个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什么，是资本，那么促进资本形成就是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转出一些特殊的现象，比如说大家关注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是滞后的，其原因就在于银行，然后通过间接的融资，它的成本是最小的，动员能力是最强的。再比如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它有利差的控制，有外汇的管制，这都是在加速资本形成的办法，我们通常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政策。那么要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这些金融政策也要逐步地开放。
第二，作为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变，我们会看到有些中央计划经济的特殊特点构成了它转变的特殊起点。那么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中间可以看到，所有的产业、工业，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政府的附属部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情况下，整个经济呈现出高度的财政化的安排。那么我们说这种经济运行的特点，是这个财政主导性的经济。反观市场经济，你会看到它在这些方面都有些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企业是个自由企业的制度，那么企业可以进入，也可以退出，由于这么一个竞争，自然这个资源的配置是依靠竞争性的价格信号然后来进行配置。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间，金融作为一个资源配置的一个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整个经济就呈现出金融主导性的经济
那么如果从一个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变，那么金融必须发生一些转变，这个转变是从无到有，然后并在这个从无到有中间逐渐成长起来。
那么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来说，无论中国，苏联，东欧，那么对金融来说，它有两个最基本的任务，第一个就是要建成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是要从财政中独立出来，第二个是要使它的这样一个金融机构要进行商业化的改造，也就是说它以商业经营为方向，而不再是传统的政策行政单位，那么通常这个改造是成为企业化或者是股份制的改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改造过程中间，我们同时又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它还有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执行某种程度的外汇的管制，某种程度的利差控制和某种程度的金融限制，然后来帮助资本的形成，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那么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块，构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别历程。那么这是我们昨天的起点。
今天经过30年我们走了一个什么样的路子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么一个路子。就是说中国从总体这样一个改革战略上来看，金融体制改革是构成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作为总体改革的一个支撑，一个外部条件，来支持着整个整体经济形势的改革。我们知道对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是经济的最核心的问题。那么作为承担这个工业化发展的主体是企业，那么企业的改革就变成改革的重中之重。于是你会看到在中国改革安排中间，它是分阶段的，它是把我们刚刚所说的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制的建设和建立一个现代银行制度的金融机构，把它分步来进行安排。那么当企业改革成为一个中心环节的时候，那么金融改革是在一个宏观层次运行的，也就是说如何形成一个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来支持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当这个是中国改革的这样一个重心从企业改革转向宏观经济体制方面，那么金融改革相应地就转入到微观的一个基层的企业机制再造方面。那么就是大家看到的，进入本世纪，落后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采取了上市。
那么这种特殊的安排战略，是构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特殊路径，同时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鲜明地展现出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它是渐进式的改革。我们通常说，渐进的激进改革反映在金融方面，就是把刚刚树起来的两项任务，如果是激进的就是两步并作一步，那么如果是渐进的，就是把它是分步完成。
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由于宪政改革的需要，那么它是快速的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变为首要任务，那么他是把这两件事，在金融方面是同时在做的。那么至于说宏观经济的稳定，在激进方式的改革中间认为这个是稳定是从属的，与此同时由于宪政改革的获得西方社会的某种认同性，他们认为有外援可以来去支撑。那么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就不大一样，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改革是寻求经济增长，寻求经济的发展，是寻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这时候改革就要稳步进行，那么在稳步进行的过程中间，这个金融体制有责任承担一个外援的责任，就是来稳定宏观经济的条件，不要使宏观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改革能够稳步推进，能将工业化稳步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安排下，就展现出中国改革的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简单回顾一下这进程，我们会看到，在90年代以前，中国的金融改革基本集中于建立独立财政的金融体系，那么最重要的时点是1984年，1984年前，中国没有银行，没有金融机构，当时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又是作为财政部的附属机构，它是料理国库的。那么1984年，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是从人民银行的业务中间分离出来，然后形成了典型的双层银行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中央银行，有了专业银行，这是市场经济典型的一种构架。那么此后随着这样一个金融的发展，我们又有了证券公司，又有了保险公司，有了信托公司等等，金融市场的发展就逐渐是发展起来了，那么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就是不再，就说是除了货币政策，监管的功能也被分离出来，那么由此就产生了90年代出现的所谓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90年代以前的一个阶段。
那么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国有阶级这个是经过改革的洗礼，身子骨也强壮了，那么改革的任务就自然从微观层次转入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银行，作为金融来说，支持改革的责任也相对变得比较轻松一点，从而是有条件来去寻求自身的改革。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4年1月1号开始的，所谓各个商业银行的波澜壮阔的股份制改造。那么它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那么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个金融机构它是一个经营货币的企业，它跟企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只是它经营的品种不一样而已，也就是说它是经营货币的。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分析，我们当时看到中国银行的坏帐大概只有20％是属于银行自身经营的原因，比如说在90年代初期，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正在高峰的时期，那么要解决臃员问题，要安置下岗职工，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会儿有安定团结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实际上是基本上是收不回来。那么于是对银行来说，要进行这个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塑造国家跟银行的关系，那么这个塑造的契机就是要清理资产负债表，是叫银行可在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经营。
2004年以后，国家通过注资和剥离坏帐来完成这种转变，但我们说，经常大家看的是经常是注资和剥离坏帐这个财务过程，但是我想说的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背后就是国家作为出资人承担你自己出资为限的这个有限责任，那么从此银行不再是躺在国家身上、吃国家信用的行政机构，而变成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一个法人机构，那么成为一个商业机构，它的意义是说明了，通过公司化改造，理清了国家跟金融机构的关系。
第二点那么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如果它要商业化经营，它必须是有一个约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它按商业化的目标经营下去。于是在清理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这个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那么建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乃至管理层的这样一个治理结构。而为了保证这个治理结构更加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定得加上市场的驱动，这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上市，而上市首先选择海外的上市，它的上市的主要一个核心就是通过海外的这样一个市场纪律约束，使银行不再偏离它商业的轨道，回到老路上去。
第三作为这么样一个金融机构的安排，由于金融我们知道，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它是经营货币的，而经营货币是需要监管的，但是监管随着这么一个改革，监管的权力就开始由行政权力分离出来，行政机构再不充当监管，而成立了包括银监会等等这种第三方监管。那么使监管更加法制化，从而是构成了一个金融机构运行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基础。
那么上述三个任务，在2004年到现在，在很多银行实施了，那么实施的结果大家也会看到，效果是还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无论银行的坏帐水平还是它的盈利状况都大大改善。在四五年前，在改革前，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业几乎都在基本上是破产的，因为它的资本充足率是低于《巴塞尔协议》的8％，而它的坏帐率通常在20％，那么这就说是资不抵债的。所以当时都说中国的银行业在基本上是破产的。
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改革，那么资本基石大大地充实，然后盈利水平大大提高，坏帐水平也大大地下降，那么使银行进入了一个正常经营的轨道，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那么这是我说，今天我们的一个什么现状。
那么未来我们看到，尽管经过改革30年，中国金融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完成了两大改革任务，从而奠定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一个基本框架，但这仅仅是基本框架。那么银行也经过了进行了改革，然后很形似于外国的银行，但这仅仅是形似，而不是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