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这几年，中国经济不仅是中国人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内容。于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既面临着历史的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全球的大国博弈之中去，面对不利的游戏规则，中国该如何闯关，面对中国威胁论，国际贸易摩擦，还有人民币升值等等争论，中国又该采取哪一些措施，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吴念鲁先生。
吴念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1960年他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曾担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卢森堡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他长期从事国际经济金融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参与外汇、汇率体制改革的实践，主持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和撰写了十余本金融专著与教材，其中《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已列入"十一五"国家级高校教材，他的学术观点和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凡响。
吴念鲁的名字源自于纪念伟人鲁迅
王鲁湘：吴先生，我对这个凡是名字中间带一个鲁字的都特别敏感。因为我的名字中也有个鲁字。我想猜一猜，您这个鲁字到底是一个地名呢，还是和一个伟人有关系？
吴：应该是和伟人有关系吧。
王鲁湘：那就和鲁迅有关系。那念就是怀念的意思，是吧？
吴：对，怀念鲁迅。
王鲁湘：那么从您出生的那一年来看，好像似乎和鲁迅逝世，也好像时间上也有个衔接，是不是和这个事情有关系？
吴：我父亲应该是30年代文化人，当时他们也是一个，大概30岁左右吧，当时他们一起搞了一个出版社，叫文化生活出版社。
王鲁湘：很有名，30年代。
吴：那时候我父亲是这个社的社长，当时就请了巴金来做总编，鲁迅对我父亲和巴金他们办的这么一个小小出版社支持很大，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故事新编》，《死魂灵》，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都是交给我父亲出版的，因此他们可以说，我父亲是鲁迅晚年最值得信赖的出版家。那么我父亲在35年、36年的时候，和鲁迅接触得非常亲密。哎，几乎像是一个礼拜去一两次，甚至于一块喝酒，鲁迅能喝黄酒，他们两个人很聊得来。鲁迅是10月19日过世的，我是10月28日出生的，就是为了纪念鲁迅，让我父亲这个孩子，能够继承，发扬鲁迅的精神吧，自己作为永远的一个怀念。所以叫做念鲁。
王鲁湘：那么这么说的话，像您这个家庭，您应该走上一条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后怎么进入了金融行业，和钱打交道？
偶然的机会吴念鲁进入了金融行业
吴：哎呀，这个事情看怎么说呢，我是1960年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当时分实际上是分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但是在那工作了3个多月，当时由于一些情况，我要重新分配，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去银行，人民银行国外局，当时他们缺少一个德语研究搞翻译的人。
王鲁湘：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外局，是不是就现在中国银行的前身？
吴：现在中国银行，对，它当时是所谓一块牌，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王鲁湘：两个牌子。
吴：这时候我就想，我就给我父亲写信，当时我说我是不是，不要到银行吧，我能不能，你介绍我到少儿出版社去搞儿童文学的翻译。
吴：后来我父亲就给我打了个电报。去银行。这样子就决定我就去了银行。
王鲁湘：把你的命运就定下来了。那么所有的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都是在进入工作以后重新学习的。
吴：重新学习的。当时我去的时候主要是搞资料，看报纸，搞简报，然后跟老同志学习。当时所谓那个有个外汇行情的牌价，当时我们怎么做的呢，实际上是我做了一段，所谓资料工作，我每天早上骑个车到外贸部，就现在东单那口上的外贸部研究所，它有电条，我从电条拿出来以后，到外贸部研究所的图书馆，我就做那个外汇行情表，做完了以后，然后到我们的银行的印刷厂。
吴：然后他排出来以后，我再校对，校对完了以后，然后再分发给我们口岸行，他们根据我们这个行情表来做外汇的牌价。但是实际上早都是明日黄花了，因为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个通信设施啊。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小，晚一点问题也不是太大。
王鲁湘：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经过30年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您觉得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经济中间，还是有些地方还不够？
吴：我觉得现在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么一个转轨，首先是经历了商品价格的改革；那么再进一步是资金价格的改革，那么就是汇率，因此我们说汇率的改革，那就意味着是人民币要自由兑换，资本帐户，资本项目要放开。因此我个人认为，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真正地融入了国际社会。这样子我们能够更好地在一种游戏规则制定，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同时也促进整个世界的发展，对世界做出我们一定的贡献，尽我们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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