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曼丽：就几乎是村的领导班子每项工作你都要去做得。没有具体的分配说，这活动你干，那活你不用干。

曾子墨：村民欢迎你吗？

邢曼丽：应该很欢迎吧，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也到村部的时候，也有老百姓，哎呀这大学生来这都是有文化水平的，肯定错不了，咱村将来就靠你们了，都这么说。

解说：对于未来，初下乡的大学生村官们充满了美好憧憬，但农村的现实其实也和他们的想象差距甚大。

曾子墨：你在村里工作的时候，让你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金海英：最困难的我认为就是农业税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老百姓无理取闹的也有，或者说可能他脾气比较大极端的也有，甚至也有有的时候挨骂挨打的，几乎也接近那个边缘吧。

曾子墨：你面对过这样的情况吗？

金海英：面对过。记得挺清楚的一次，也算是正面和老百姓发生冲突的就是在有一次交农业税，村支部书记带着一伙人，然后一些硬性指标在哪天之前必须交完，这个老百姓的名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年龄在30多岁，跟我比较相仿，男同志也是老百姓说的村中的痞子之类的，然后走到那家的时候，这老百姓就挺无理取闹的,但是当时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与性格有关系，爱打抱不平，第二可能觉得也摆正自己的什么位置呢，因为有些村书记村主任，他也许某些时候不愿意去得罪，或者是谁家的亲属什么的，他也不想这么去做。有些这种比较尖锐的话需要我去说，我就这么想，再有一个我觉得实实在在能替村排忧解难，处理一些问题这么想，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就多说了几句。

曾子墨：你怎么和老百姓说话。

金海英：应该说实际上也是进一些大道理，就是说你有什么理由不交或者什么就是这样的。这些话，老百姓当时骂我了。

曾子墨：骂你什么？

金海英：你算啥啊，就说这些，当时我觉得很委屈，但是走出这个家了，走出大门院了，我哭了当时。

解说：下乡2年后，大学生村官们被陆续借调到乡镇工作，金海英去了乡合作医疗办公室。邢曼丽则到了镇计生办。终于能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了，这让邢曼丽感到舒适和满意，但接近而立之年的她却越来越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

大学生村官月工资500多元 为加薪迈出上访路

曾子墨：你们的工资待遇好吗？

邢曼丽：不好，当时下派的时候，我的工资标准就是541块钱，一直连续开了六年一直开到了2006年，工资年年就这些，我得生活啊，我不够花的，就是我有父母，我这么大了，既然参加工作，我每个月要给父母钱，那我挣得太少了，给完之后就没有钱了，更何况攒了，就没有了。

曾子墨：心里会不平衡吗？

邢曼丽：肯定不平衡。

曾子墨：是你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大家都有？

邢曼丽：一开始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后来就是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时候，原来都这样？不单单是我自己这样想法。你像我现在单身，你可能除了给父母点钱还够自己花，但是有些其他大学生，他上有老，下有小，他还要养家糊口，他的经济负担相对来说比我更大，咱们大学生当中有一个男生叫宋佳龙的，他就是生活相对来说，就更苦一些，家里就是说，妻子还没有工作，打工挣的钱更少，还有孩子在上学，我记得咱们当时在一个早市嘛，就是早上看他在那块卖小米，碰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好意思，他就的卖东西，他就说咱自家产的，吃也吃不了就卖了吧，还不好意思说。

解说：每个月只能领到500多块，这距离事业单位同等人员的工资水平相距甚远，而且数年间丝毫也没有涨幅的迹象，大学生村官们开始沉不住气了，经过一番商谈，2004年4月，他们决定上访。

曾子墨：怎么决定要去找上面谈话改变自己的身份？最先找的哪个部门？

邢曼丽：最先找的人事局，人事局组织部都推托，就是说在研究，正在研究呢，回去听信吧。后来就感觉一直在拖，这不是糊弄我们吗？然后后来大伙就研究直接走信访这个程序，直接走信访这个程序，一点点走，我们当时还没走出新民呢，也就不敢当时还不想去沈阳，胆子还比较小的，只是在新民当地信访局找，就说尽量不要走上面，给新民抹黑，毕竟咱自己家的事，能在自己家及决，尽量不要把事弄大，是这种想法。